黑塞
“你最爱读的东西是什么呢？”这问题已经有人跟我提起过无数次了。
对于一个爱世界文学的人，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曾经阅读过几万册书籍，其中有一些我读过数次，有些居然读过很多次，而且原则上我反对把任何文学作品、思想派别或作者从我的图书室，从我的兴趣范围里排斥出去。虽然，这问题仍是很合理的而且并非全无答复的可能。很可能有一种什么东西都吃的人：从黑面包到鹿脊，从胡萝卜到鲫鱼，他什么都不讨厌。不过他仍然可以有三四种特别嗜好的菜。很可能有一种人，一想到音乐，便特别意味到巴赫（Bach）、汉德尔（Handel）和格拉克（Gluck），虽然他不见得拒绝舒伯特（Schubert）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同样地，我仔细寻思，也接触到若干比较和我接近，比较为我所喜爱的领域、时代和情调。譬如在希腊作家中，荷马要比悲剧作者，Herodotus要比Thucydides对我更亲切。
假如我非自认不可，那么我要说，我和那些“气势激昂”（Pathetiker）的作者们之间的关系即不自然也不使我舒服；基本上我并不喜爱他们，我对他们的敬仰也不无勉强的地方，这里我特别指的是但丁、赫贝尔（Hebbel）、席勒或Stefan George。
我这一生中，在世界文学园地里访问最频繁，大约也是我认识得较清楚的一隅，如在今日看来似乎已经距我们无限遥远，甚至似乎已经成为传奇时代的1750-1850年之间的德国文学，其中心和高峰是歌德。在这一片文学领域里，我既没有失望之虞，也没有庸俗的刺激骚扰，它也是我在最古老、最遥远的文学领域旅行后一定要返回的一片领域。这里的诗人，书信写作者和传记作者都是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又大都具有他们所由出生的土地和人民的气息。自然，最能打动我心的，还是其中那些风土人情和语言，我从幼小时即已熟习的书籍，读这样的作品时，我可以品味到那种能理解其中最细致的意蕴，最含蓄的影射以及最轻微的情调的幸福。从这样一部作品回到一本我必须借翻译才能阅读的书或是一本未具有这种机动，真纯，圆熟的语言和音乐条件的书时，我常有一种受到冲撞的感觉，使我不快的感觉。自然，使我品味到这种幸福的，还是德国西南部的语文（des Schwabische），这里我只须提起Morike或者Hebbel；不过，在这一值得歌颂的时代里，几乎全部德国和瑞士的作者：从青年的歌德到Stifter，从H.Stilling的青年期到Immermann和Droste-Hulshoff都是我所喜爱的。而这些辉煌可爱的作品，大部分只在有限的几家公私图书馆存在，这一事实对于我，仍是我们这一可怕的时代里最令人不安，最丑恶的迹象之一。
但是，血统、乡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学亦如此；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些东西的东西，那即是人类。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去爱那看来最难得登堂入室的东西。对此，在我生命的前半期，我在印度文化精神里，稍后，在中国文化精神里，得到了佐证。
为接近印度人，我至少已具有道途和若干先决条件：我的双亲和祖父母曾经在印度生活过，学习了印度语文，尝味到若干印度的文化精神，以至于有一份美妙的中国文学和一种特别的中国人文生活与精神存在着，我不仅能深爱它而且居然能以它为我的第二精神故乡，则是我已过30岁后还未曾料想到的事。而这不可预料的事，居然发生了，我，除了知道一点由Ruckert译的《诗经》外，当时对中国文学还一无所知。通过威廉（R.Wilhelm）和其他人士的翻译工作认识了中国道家的智慧和儒家善的理想，现在，没有这种理想支持，我真将无从生活了。有着二千五百多年的距离，不认得一个中国字，从未到过中国的我，居然获得了这一份幸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觅到我个人意会的证实，寻到一个原来只在出身和本国语言所派给我的那领域里才能具有的精神氛围、精神故乡。庄子、列子和孟轲所叙述给我们的中国的精神导师和智者全都是气质激昂之士的反面，他们都非常单纯平易，接近人民和日常生活，他们毫不矫揉造作而情甘自愿的度隐遁俭朴的生活，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也令我们惊赞欣喜的。老子最大的对手孔子--中国系统思想家、伦理学者、中国伦理法则创立人与维护者，在中国古代智者中可说是惟一的一位具有凛然不可犯的人物，曾被人指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种兼具从容幽默而又单纯平易的品质是我在任何文学中找不出相同的例子的，我经常想及这一句以及其他若干格言，默察世界局势，玩味那些在未来年月里有意治理世界，使世界完美的人的话时，也想及它们。这些人都和伟大的孔子一样行事，但是在他们行动的后面，他们却没有那应该“知其不可”的智慧和精神。
这里我也不容忘怀了日本，虽然日本人远不及中国人那样吸引我，那样深刻广泛地滋养了我。
今天的日本，（译者案：此文写于1945年。）在我们眼中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但是日本无论在过去或者在现在也有它自己的既宏伟又小巧，纯精神化而紧韧，且居然又很能适合于实际人生的东西，比如“禅”便是一种，虽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都有份，却在日本才完全绽发。我以为“禅”是一个民族所尽可能的最好东西之一，它是可以和释迦牟尼与老子并列的一种智慧和实践。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间隔之后，我也领略到日本诗歌的魅力，特别是日本诗歌的那种刻意追求朴实和简明的趋向。假如有谁刚刚读过日本诗的话，他决不可马上去读德国现代的诗，否则我们的诗会显得异常累赘而笨拙的。日本人有很令人惊赞的发明，十七音节的诗便是一例。日本人很明白，要想使一种艺术成功，人决不可以轻率从事，反之，人应当不惮烦地努力。
目前有不少人讥笑书籍出版过度的现象。如果我还年轻些，还有足够的精力的话，我别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去编印出版书籍。对于这一传继精神生命的工作我们既不容坐等，也不容把这工作视为跟良心无关或作为商场行情的问题去看待。世界文学正在危机中，而新版出书的仓促且糟是不下于战争及其后果所加诸于世界文学的祸害的。
赫西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德国小说家、诗人，著有《在轮下》、《荒原狼》及《玻璃球游戏》等作品，曾于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读书乐
胡佛总统
接到读者文摘的请求，要我写一篇“我所得到的最好劝告”。对后生之辈和成年人，除了严肃的忠告外，还有一个改变未来事态的方法，那就是委婉的劝导。
我15岁时离开学校到俄勒冈州沙陵（Salem）地方一家商行当练习生。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位格蕾小姐（Miss Gray），她是一位身材颀长的女士，约三十来岁，态度亲切，面目和善，笑得十分动人。接待室只有我一个人。她自称是一位学校教员，问我求学的事。我告诉她我必须工作谋生，但希望能进本城行将开办的一所夜校读书。后来我发现格蕾小姐教书以外的职业是劝导沙陵地方工作的年轻人，或者也可以说她很关心这些年轻人。
她问我对读书有无兴趣，读过什么书，从我的回答中她必定认为我需要读一些范围较广的书。老实说，生长于严肃的教友派家庭的我，读过的书只限于圣经、百科全书和一些关于恶魔不得善终、英雄终必来临之类的小说。现在当了练习生。只阅读我上司看过的报纸。
我还告诉她，业余之暇我还担任沙地垒球和垂钓的职务。尽管如此，格蕾小姐仍然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去本城一家小型的图书馆借书。到了图书馆，她说要借一本《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她把书交给我，说我会觉得它有趣。在办公室办完杂务之余和夜晚，我阅读那本书，它给我开拓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里充满了阵战杀伐的惊险，校场比武的壮观，蕊贝卡（Rebecca）单相思的黯然销魂，黑武士和洛克斯雷（Locksley）的英雄气概，艾凡赫（Ivanhoe）的颠沛流离（按：蕊贝卡、洛克斯雷、艾凡赫都是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的人物）。突然我开始把书看成活的事物，而希望阅读更多的书。
几天后格蕾小姐再度来办公室，这次她建议我读《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书中人物摩德斯通（Murdstone）的严厉，密考伯（Micawber）的达观，尤利亚·希普（Uriah Heep）的奸诈，在以后的年代中我曾多次活生生地遇见过他们。
于是我的眼界由于读书而扩大了，有时由于格蕾小姐的帮助，有时出于我的自动，我沉迷于萨克雷（Thackeray）、欧文（Irving）的作品，华盛顿、林肯、格兰特的传记。
在夜校里，校长介绍给我一些有关数学、基本科学和拉丁语文的教科书，这些当然都重要，但回想起来，我认为格蕾小姐鼓励我读的书也有其重要性。教科书对于学习是必要的，而激发想象力和对人生进一步了解的，则是格蕾小姐介绍的另外一些书。它们容四海于一家，增广我的见闻，使我自觉为人类巨大潮流的一部分。
17岁时我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工程。指定必读的参考书，课外管理垒球足球队的职务和自食其力的工作占去了我的时间。但格蕾小姐仍不时写信给我，建议某些要读的书。
在我开始担任工程师时，格蕾小姐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此后18年中一直毫无间断。在担任工程师的工作中我有许多长时间的旅行，足迹遍及全世界：从美国到中国、到缅甸、到墨西哥、到澳洲、到加拿大、到俄国，而且旅途中船上、车上等这等那，一等几小时。这些时间正可用来读书。多谢格蕾小姐的薰陶，某次旅途中我带着笛福（Defoe）、左拉（Zola）、巴尔扎克（Balzac）的大部头作品。另一次旅行我携带一些不那么生动的书，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米尔（James Mill）、巴吉霍（Walter Bagehot）诸家的著作。又一次我随身带着卡莱尔（Carlyle）的《法国革命史》，吉本（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一些希腊、埃及的通俗史书。此外我也阅读关于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的书，以及更多的美国历史。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和战后许多年中职务繁忙侵占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读书停顿了，然而格蕾小姐的影响力并未终止，甚至深入白宫。1929年我进入白宫时，发觉那儿除了历任总统已公布的文件外，书籍十分贫乏，就是历任总统的文件也不齐全。一天我和我的老友，书商约翰·豪威尔（John Howell）谈及白宫缺少代表美国著作的情形，在他的领导下并由于美国出版协会的合作，一共选择了五百来本代表作。这些书大部分我个人早已读过，但深为许多其他在白宫居住的人所欣喜。
这批书使我永远记着格蕾小姐，也永不忘记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名言：“好书是俊杰之士的心血，秘玉薰香，以传后世，永垂不忘者也。”我重复本文标题，我衷心地“谢谢你，格蕾小姐！”谢谢你指导我进入书中可以找到的那种充满奇观、美感、智慧、想象的世界。
胡佛总统President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