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
【译文】
公孙丑询问说：“如果先生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子那样的功绩，可以再度创造吗？”
孟子回答道：“你真是个齐国人，仅知道管仲、晏子而已。有人询问曾西说：‘您和子路谁更贤能？’曾西惶惶不安地说：‘他是我先辈所敬畏的楷模。’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能呢？’曾西满脸怒色，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主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掌管国家政事是那样的长久，功绩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为什么要把我和他相比？’”孟子接着说：“管仲这种人，连曾西都不屑于同他相比，你以为我愿意效法他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君主使他称霸诸侯，晏子辅佐君主使他名扬天下。管仲、晏子这种人难道还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以齐国来统一天下，犹如翻一翻手掌。”
公孙丑说：“照先生这样说，学生的疑惑就更大了。凭着周文王那样的德行，活了100岁后才死，德政还未遍及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广泛推行王道。现在您说统一天下如此容易，岂不是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孟子说：“文王谁能与他相比呢？从商朝的成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出现了六七个。天下归顺殷商的时间相当长久，时间长了就难变动。武丁使诸侯来朝见，治理天下，犹如手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纣王距离武丁时间不算长，从前的优良传统、美好风尚和仁政善教，还有保存下来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能的人，共同辅助他，所以经历相当长时间后才失去天下。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的臣下，然而周文王还能凭方圆百里的小国起家，所以是很难的。齐国人有句俗话说：‘即使有智慧，还得趁时势；即使有锄犁，还得待农时。’现在齐国要统一天下就容易多了。夏、商、周强盛时，土地没有超过千里见方的，而齐国却拥有如此辽阔的土地；鸡鸣狗叫的声音接连不断，从都城一直达到四方边境，而齐国拥有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疆域不用再扩展、民众不用再增加，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人能阻止它。而且统一天下的君主不出现的时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长久的了；民众被暴政所折磨，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酷的了。饥饿的人不选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剔饮料。孔子说：‘德政的传播，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施行仁政，民众的喜悦，如同从倒吊之中被解脱下来。所以只要做了古人一半的好事，功绩必定成倍超过，只有现在这个时代是如此。”
3·2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是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合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幸，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唯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
公孙丑询问说：“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因此而称霸、统一天下，那也是不令人奇怪的。果真遇到这种情况，您是不是会内心激动呢？”
孟子回答说：“不会。我四十岁后就没有再动过心。”
公孙丑说：“这么说，先生比孟贲强得多了。”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能够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公孙丑说：“要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是这样培养勇气的，肌肤被刺不退缩颤动，眼睛被扎伤也不眨一眨，以为小事上受挫于人，就如在稠人广众中挨了鞭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者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王的欺凌。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跟刺杀卑贱者一样。对于诸侯无所畏惧，听到斥骂声，必定给予回击。孟施舍是这样培养勇气的，他说：‘把不能战胜的敌人，同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看待。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然后才前进，先考虑胜败然后才交战，这种人碰到数量众多的军队是会畏惧的。我怎能保证一定获胜呢？只不过是无所畏惧而已。’孟施舍类似于曾子，北宫黝类似于子夏。这二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强一些，不过孟施舍的培养方法更简易。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爱勇敢吗？我曾听孔夫子讲过大勇的理论：反躬自问而觉得理亏，即使是卑贱的人，我也不吓唬他；反躬自问而觉得正义在我一边，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保持勇气的方法，又不如曾子的那样简易。”
公孙丑说：“我冒昧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讲过：‘如果在言语方面有所不达，不必求其道理于内心；如果内心有所不安，不必求助于意气。’内心有所不安，不求助于意气，这是可以的，言语上有所不达，不求其道理于内心，这就不对了。内心的志向，是意气的主宰；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志向是根本，意气在其次。所以说：‘坚定自己的志向，不要滥用意气。’”
公孙丑说：“先生既然说‘志向是根本，意气在其次’，可又说‘坚定自己的志向，不要滥用意气。’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志向专一，意气自然就随之转移；意气专一，志向也不能不为之动荡。譬如跌倒和奔跑，只是体气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运动，也会反过来造成思想的变动。”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有什么特长？”
孟子说：“我善于剖析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作浩然之气？”
孟子说：“很难讲清楚。这种气，最浩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而毫不伤害它，就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同义和道相配合；缺乏它们，气便不够盈满。这种气，是聚集了正义才产生的，不是凭偶尔的正义之举所能获取。做了于心有愧的事，气便不够盈满。所以我说，告子根本不懂义，因为他把义看作了心外的东西。一定要加以培养，不要预期它的效果，心中不要忘记它，不要不切实际地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操心他的禾苗长得不快而拔高它，疲倦地回到家中。对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以为培育没有益处而放弃努力的，是不锄草的人；帮助禾苗长高的，是拔高它的人。这就不仅没有益处，而且还伤害了它。”
公孙丑问：“怎样去剖析言辞呢？”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剖析它的片面性，放荡的言辞剖析它的沉溺之处，邪僻的言辞剖析它与正道的分歧点，闪烁的言辞剖析它的理亏之所在。这些言辞从心中产生，必然危害政治；在政治设施中体现出来，必然把国事搞糟。如果圣人再出现，也必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谈，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论述道德修养。孔子兼有这些特长，却说：‘我对于辞令很不擅长。’那么，先生您称得上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老师称得上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我只不过学习不知厌烦、教人不嫌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知厌烦，这是智；教人不嫌疲倦，这是仁。既有仁又有智，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连孔子都不敢自居，你的话说到哪里去了？”
公孙丑说：“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圣人所具备的一部分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圣人长处而还不博大。请问您属于哪种人？”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吧！”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两人怎么样？”
孟子说：“两人不一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管辖，天下太平才肯做官，社会动乱就要隐退，伯夷是这样的。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侍奉，什么样的百姓都可管辖，天下太平也做官，社会动乱也做官，伊尹是这样的。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隐退就隐退，应该长久干就长久干，应该迅速下就迅速下，孔子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不能够做到。至于我的愿望，是学习孔子。”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和孔子，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吗？”
孟子说：“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
孟子说：“有。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以他们为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拜而统一天下。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义的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会做的。这就是他们的相同之处。”
公孙丑说：“请问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即使他们不廉洁，也不致偏袒所喜好的人。宰我说：‘依我观察先生，比尧舜贤能多了。’子贡说：‘看到一个国家的礼仪，便能推知它的政治，听到它的音乐，便能推知它的德教。从百世之后评价百世以来的君王，没有能违背孔子之道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有若说：‘难道只有人类是这样吗？麒麟对于一般走兽，凤凰对于一般飞禽，泰山对于一般土堆，黄河大海对于一般溪流，都是同一类型。圣人对于百姓来说，也是同类。但却远远超出了他那一类，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群。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还要伟大的。”
3·3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凭借武力而假托仁义的人可以称霸，称霸必须依靠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施行仁义的可以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不必仗恃国力的强大。成汤只用方圆70里土地，周文王只用方圆百里土地，就使天下归服。以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心悦诚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德行征服别人的，别人才内心服气而甘愿服从，就像70多位学生顺服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智慧解读】
《公孙丑上》共九章，本书选取三章。前两章记载孟子与学生公孙丑的对话，其余均系孟子个人言论的记录。总的来说，仍以宣扬“仁政”理论为主。即便是说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往往落脚于“仁政”之上。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精华部分。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于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其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孟子说，如果现在先生能够在齐国当权，那么，可以做出像管仲和晏子那样的功业吗？孟子说，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管仲、晏子。接着，孟子举了曾西说，以前有人问曾西：“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有才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可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有才能呢？”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你怎么能拿管仲来和我相比呢？管仲受到齐桓公那样的信任，行使国家政权那样长，却没有做出什么功绩，你怎么竟拿他来和我相比呢？”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后来，孟子在回答公孙丑的问题“现在您说用王道统一天下易如反掌”时说道：“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所以，做古人一半的事，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只有这个时候才做得到吧。”
作为儒家“王道”政治的推行者，孟子不屑于与“霸道”政治家管仲、晏婴相比，这正如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他不予回答一样。他所热衷的，是在齐国推行“王道”政治，靠实施“仁政”来统一天下。而且，他认为无论从土地、人口，还是从时机来看，当时都是实施王道的最好时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暂且撇开孟子关于王道的种种论述不谈，只看他关于乘势待时，事半功倍的思想，也可以得到较为深刻的启示。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算得精不如运气好”。这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不外乎是强调抓住时机，捕捉机遇的重要性罢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智慧的确不如时势造英雄，工具优良也的确不如时机重要。所以，很多人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抓住时机。当然，这里所说的“乘势待时”，主要是说要分析情况，抓准时机，而不是说在政治上赶形势，窥风向，搞投机。这里的区别，可以以田径赛中的起跑为例。如果你错过了起跑的口令，老是慢半拍才回过神来，这是没有抓住时机，自然要影响你的成绩，被别人甩在后面。但是，如果你投机取巧，抢在口令发出之前起跑，那你就不仅没有抓住时机，反而还犯了规，有被逐出赛场的危险了。
所以，反过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要乘势待进时，其实也离不开智慧。有智慧才能正确分析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做出决断，抓准时机，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让时机从自己的身旁悄悄溜走而不自知。
身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无论是做生意，炒股票，还是选择自己的职业，机遇的问题都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如何乘势待时，抓住机遇，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孟子关于“王道”“霸道”的论述也许不会引起你的多大兴趣，但他关于“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看法，关于如何做到“事半功倍”的讨论，也许就不会不引起你的一些思考了吧？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不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注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这一部分依然是孟子与学生公孙丑的对话。公孙丑问，请问老师您的特长在哪方面呢？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那什么是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
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干死了。天下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公孙丑问：“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呢？”孟子回答说：“偏颇的言语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知道它过分在哪里；怪僻的言语知道它离奇在哪里；躲闪的言语知道它理穷在哪里。也就是说，从心里产生，必然会对政治造成危害，用于政治，必然会对国家大事造成危害。如果圣人再世，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活。”
孟子在这里讲到的“浩然之气”，气壮山河，充满正义，充满仁义。然而，这种气可养而不可得。“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就是养也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而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不过，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古往今来，合天之下，能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又有几许呢？记得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讲这样的道理给我们听：地里庄稼，即使你站在它的面前随时观察，眼睛紧盯住它不放过，也绝对不能亲眼看到它生长；但是久而久之，隔一段时间去看它，却可以发现它已经长高了。人的身体长高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时，老师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勉励我们要勤奋学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要心急图快，囫囵吞枣。现在想来，当然也包含着老师不拔苗助长的一份苦心在内。可我们当时哪能体会出这些呢？
其实，不仅知识积累如此，技艺学习如此，我们进德修业，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关键在于营养的吸取，年力的增强。万事总有规律，不是你一厢情愿就可以如愿以偿的。放眼观世，红尘滚滚。再看看你的周围，那些追名逐利，急急如律令的人们，一个个不都是那“芒芒然归”的宋人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认为，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所以称霸者必须是大国。用道德而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但是使天下归服的不一定是大国。比如说，商汤只有方圆70里，周文王只有方圆100里，用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用道德使人归服的，是心悦诚服，就像70个弟子归服孔子那样。《诗经》里有句诗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与孔子在《论语·子路》和《论语·季氏》中的有关论述一样，都是讲的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孔孟一脉相承，采用的是攻心为上、以柔克刚的政治方针，后世诸葛亮七擒孟获，可以说正是活学活用孔孟思想的典型。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其实也正是表达的这种思想。
值得提出来略加讨论的是：以德服人到底还要不要力？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情况来看，似乎还是离不开力。就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情况为例，当诸葛亮第一次放走孟获后，众将都感到不理解，一起来问诸葛亮。诸葛亮笑了笑说：“我要捉他，就像在口袋中取东西一样容易，但只有使他口服心服，南方才会真正平定。”可见，诸葛亮之所以敢于七擒七纵，还有赖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如囊中取物”般容易。不然是开不得玩笑的，那就很可能成为放龙归海，放虎归山，有自食其果的危害了。由此看来，以德服人还得与以力服人结合起来。只不过以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打，是为了谈。”只有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才能长治久安。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谈论的仍然是他那毕生的追求的“仁政”理想。在这里，他的一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名言，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基础上的“仁义礼智”的理论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孟子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这不免带人唯心主义色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是从天赋性善论的“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的“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即“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孟子的时代，就是到任何时代，强调这些，也总比鼓吹人性本恶，放弃道德，施行暴政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