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先秦诸子希望从现实世界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但道家是个例外。在道家学派中，尤其以庄子最具代表性。庄子激烈地反对和鄙视现存的政治制度，视人生为游戏。庄子不相信在现实世界中能找到解决人生自由和社会问题的方法。他提醒人类应该转换思维方式，放弃自我中心意识，这样才能通达大道，进入新的世界，达到“无我之境”，去体验自然之道的神奇和魅力。
庄子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绝不是虚无主义者。他的寓言文笔秀美，寓意深刻，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与社会哲理。庄子把老子的道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老子之后道家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境内）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6年到公元前296年之间。庄子和孟子同时代，但不知何故，在《孟子》与《庄子》书中，孟不言庄，庄不提孟。
据《史记》记载，庄子“尝为蒙漆园吏”，这是庄子一生当过的唯一官职。严格说来，吏只是从事一般事务的工作人员，不能算作官。除了短暂的从政经历，庄子平时住在偏陋的巷子里，靠织草鞋为生。不善经营的庄子经常陷入贫困的境地，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庄子·列御寇》篇中描述了脖子枯瘦、脸色发黄的庄子形象。庄子也经常游历于诸侯之间，却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一次，庄子去见魏惠王，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和草鞋。可见他的生活境况确实很差。
穷困的庄子有时候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有一次，庄子断了粮，去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不想借粮给庄子（可能觉得庄子没有偿还能力），就对庄子说：“借给你没问题，只是要等到秋天收获以后，我就借给你更多的粮食。”庄子听了很生气，自己快要饿死了，怎么能等到秋后呢？但是，庄子又很无奈，他就给监河侯讲了一个小故事：来借粮的路上，听到救命的喊声，庄子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原来是车辙中有一条鱼在呼救。鱼央求庄子找一盆水来救救它。庄子对鱼说：“你不要着急，等我引来江河里的大水，你就得救了。”鱼焦急地说：“等你引来江水，只好到干鱼店里去找我了，我现在只需要一点水就可以活命，你引来的水再多，对于我已经无济于事了。”（《庄子·外物》，下引《庄子》只标注篇名）这个幽默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庄子的文学天赋，却给人凄凉的感觉。在庄子生活的时代，凭借庄子的才华和名声，完全有能力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庄子却出人意料地甘愿选择贫穷，执意去追求精神自由。
战国中期，在儒家和墨家“尚贤”主张的推动下，各国统治者纷纷意识到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当时，实用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人才最受欢迎。但是，在每个时代，社会总需要有些人从事理论创作和基础研究，他们虽然不能为国家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在社会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战国中期的各国国君，虽没有这样的现代意识，但他们对于从事理论和纯思想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漠不关心，反倒只要你有名气，就会受到优待。孟子的仁政学说并不实用，但是孟子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名声很大，所到之处，诸侯无不以礼相待。以“白马非马”辩题出名的名家公孙龙，虽然不能给社会带来实用价值，甚至他的论辩听起来极为荒谬，但仍然受到赵国平原君的礼遇。以善待贤人著称的齐国，在淄博建造了稷“下学宫”，以此吸引人才。稷下学宫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各国学者都可以来讲学，自由讨论问题，就算讨论对治理国家毫无用处的空谈也是可以的。这些知识分子并无义务，齐国政府照样为他们提供食宿，有的还授以官职。可见在当时社会，无论士人的思想学说有用还是没用，只要有名，他们就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战国时期“四君子”（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齐孟尝君、魏信陵君）家里养着很多食客，有学者，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这就是当时社会重用人才的最好例证。因此，凭庄子的智慧和才华，也有机会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当官还是做别人供养的“食客”，解决温饱总不成问题，可是庄子都没有去做，就连送上门的好“事”，庄子也会推掉。据《秋水》记载，楚王想请庄子到楚国做官，先派两个先遣官来游说，转达楚王对庄子的礼聘之意。这时候，庄子正在仆水上钓鱼，对于楚国使者所说的物质诱惑毫不动心，连头都没有回，就以一个小故事回绝了楚王之邀。庄子说，楚国有个神龟，活了两千多年，楚王用毛巾把龟壳包起来，摆放在庙堂上，以备占卜之用。这个神龟虽然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但是如果让龟自己选择，它宁愿在泥里爬来爬去，也不愿死后让人供奉起来。这个故事表达了庄子本人的意愿，庄子宁愿选择贫困的自由生活，也不愿去做官，受别人的约束。
庄子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厌恶知识分子跟随在政治家后面摇旗呐喊的行为。这种性格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一般认为，庄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贵族家庭的文化环境，使庄子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史记》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学识渊博，在当时学校教育不发达的时代，没有一定的家庭文化背景，很难掌握广博的知识。庄子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安顿人的精神，这和他的贵族出身背景有直接关系。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关注于物质和功名，盼望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改变贫困现状，跻身上层社会。而出身贵族家庭的庄子，对于谋求生计的问题毫无兴趣。但庄子出身的贵族家庭又是没落的，所以，庄子有着强烈的厌世情绪。他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注社会生活，甚至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关心。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别说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国家，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有可能败落。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庄子对贵族家族的辉煌历史毫无眷恋。他对这个充满动荡和危险的世界彻底失去了信心，由此造成了庄子厌恶主流社会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性格特征。
除了没落贵族的文化背景，庄子学说还带有宋文化和楚文化的痕迹。庄子是宋国人，自然受宋国文化的影响。他多以宋国为背景记述传说和寓言，说明庄子对宋国的人和事相当熟悉。此外，庄子思想中的楚文化痕迹也清晰可见。庄子经常游历到楚国，在楚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至于楚威王都有意聘请庄子到楚国做官。《庄子》的思想瑰丽浪漫，语言生动，故事多具传奇色彩，神话传说的成分很大，这些都符合楚文化的特点。屈原的《离骚》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如果将《离骚》和《庄子》对比，庄子思想中蕴涵的楚文化特征就十分明显了。冯友兰先生曾对比了《楚辞》和《庄子》的风格，指出《楚辞》想象丰富，情思飘逸，《庄子》一书的思想文体，皆极超旷。可见，庄子受到了楚人精神和思想的深刻影响。
庄子不与达官显贵往来，但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任何人交往。一般人都愿意结交有地位、对自己能有所帮助的朋友，说不定将来哪一天能用得着。而庄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结交社会下层的人，比如农民、渔父、屠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对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隐者很熟悉，《庄子》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隐者，有导引养生的，有休闲钓鱼者，还有神秘主义者。隐者与下层普通劳动者不同，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知识修养，有独特的思想和人生见解，只是不愿与世俗社会相往来。下层百姓自食其力的做法符合庄子的独立意识，隐者不与社会往来、躲避人世间各种祸害以寻求自我保护的性格，也得到庄子的认可。所以，下层普通劳动者和隐者是庄子交往的主要对象，也是其思想创造的源泉。
庄子不与主流社会往来，却有一个例外，就是庄子与惠施的交往。惠施是公孙龙之前的名家学派思想家，也是庄子在主流社会中的唯一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辩论，最著名的就是“濠梁之辩”。庄子和惠施在濠水桥上散步，庄子望着河水感叹地说：“河里的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真是快乐啊！”惠施反驳庄子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立即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惠施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你，我不能知道你是否知道鱼的快乐，按照这个道理，你不是鱼，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庄子机智地把话题转到了问题的开始：“你问我的时候说，‘汝安知鱼之乐？’（“安知”就是怎么知道的意思）所以这个问法本身就已经承认了我知道鱼是快乐的。”（《秋水》）看起来这场辩论以庄子取得胜利而结束，其实从逻辑上说，惠施是正确的。庄子的用意不在辩论的胜负，而是以诡辩来嘲笑正统的逻辑论辩，表现他对正统社会的反感与厌恶。
庄子与惠施的旨趣完全不同，人生理想也迥然有异，两人几乎见面就辩。惠施热衷于宏大的排场，追求功名，言谈中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与庄子争论时，惠施总是从对社会、个人有用的角度观察事物，强调物质的“有用”性。而庄子和惠施正好相反，他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惠施是在捍卫一个常规的世界，那么庄子捍卫的则是一个反常规的世界。人情、亲情在庄子那里似乎也变成了“无情”。世界上没有“有用”和“无用”的差别，看来“没用”的东西，有时却“有用”。庄子和惠施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分歧，但两人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这种现象看起来似乎矛盾。但是，假如庄子的世界里缺少了惠施，那么庄子的学说就没有论辩的对象，没有可以交锋的高手。惠施在庄子眼中就是一面观察主流社会的镜子，庄子在惠施身上看到了主流社会的景观，并以此作为启迪思想创造的素材。这好比下棋，聪明的人总是喜欢找高手对弈，打球也是一样，喜欢找高手较量，这样才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艺。庄子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他既把惠施作为朋友，又当作对手。在庄子的人生交往和思想创造中，惠施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
惠施先庄子而死，庄子从此失去了一个可以论辩的朋友。有一次，庄子经过惠施墓，对弟子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楚国都城有一个人用石灰刷墙，不小心石灰溅到了鼻子上。于是他请来一位木匠，用斧子把鼻子上的石灰砍下来，而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眼都没有眨一下。楚王听说世界上竟有这样技艺超群的工匠，就想见识一下。当楚王派人找来这位木匠，木匠却怎么也不肯给楚王表演技艺。他说：“我的斧子确实很准，但是站在那里不动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与我配合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对弟子说：“惠施死了以后，就没有人与我谈话了。”庄子讲的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庄子心中，惠施是唯一能与他谈论问题的搭档。
庄子反对现实，但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愿与人交往，但仍有惠施这样的朋友；反对亲情，可庄子也有自己的家庭。从《庄子·至乐》篇来看，庄子有妻子和儿女。庄子之妻死的时候，惠施前去吊唁。惠施看到庄子“鼓盆而歌”，毫不悲伤，于是责备庄子没有人情味。庄子说，妻子刚死的时候，自己也悲伤过，但是转念一想，人生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是匆匆的一个过客，从无到有，从生到死，这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现在她安息在天地之间，我要是悲伤，岂不是不通达命运的变化？庄子也有弟子，但在《庄子》书中没有明确指出任何一位弟子的姓名，这也显示出先秦道家学派所具有的隐者风范。
据《列御寇》篇记载，庄子感觉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弟子们商量着如何厚葬老师。庄子听到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天地就是棺椁，日月作为双璧，星辰当作珠玑，万物都是殉葬品，这不很好吗？”弟子说：“如果把老师放在荒野，不就被老鹰和乌鸦吃了吗？”庄子说：“抛尸野外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埋在地下被蝼蛄蚂蚁吃，为什么非得这么偏心，让蝼蛄蚂蚁吃，不让老鹰乌鸦吃呢？”庄子已经彻底看透了人生的悲凉和无奈，怎么还会在意死后的事情呢？
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今天我们看到的《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是研究庄子及其后学思想的基本资料。汉代时期，《庄子》有五十二篇，可能有“十余万言”，后来经过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郭象的整理，删除了《庄子》中“妄窜奇说”的内容，并给剩下的篇章做了注解，这样流传下来的《庄子》就成了三十三篇。他把《庄子》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篇）。其中内篇成书较早，提出了庄子思想中的基本问题，为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后期作品，也可能是最能秉承庄子思想精华的弟子所著。外、杂篇也提出了诸多深邃的思想，是庄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尊称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奉《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
总之，我们解读庄子，研究庄子博大深邃的思想，应该以三十三篇《庄子》为基础。由于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庄子有浓厚的泛神论倾向。在他的寓言故事中，人可以和鱼对话，河可以与海谈心，书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庄子》不只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名著，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庄子思想的源头是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要理解庄子，须首先对老子有所了解。老子的学说，主要体现在他创造的那个“道”字上。何谓“道”，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它无名无形，恍恍惚惚，幽深宴邈，一团混沌。然而它化生万物，产生宇宙，它是万物的母亲，而其自身，却又不是任何事物生成的，这就使“道”具有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这就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而接下来，关于宇宙运动的规律，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世间万物的运动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老子提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说法，这就是一种“相对论”思想。这一思想发展到庄子那里，就是“齐物”，将一切矛盾化解为零，将一切差别消灭殆尽，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要重点谈到。老子在谈到宇宙生成，运动变化的规律之后，接下来谈的是人的问题。既然一切都是暂时的，相对而言的，那么人最好什么都不做，远离是非，远离矛盾，一切任其自然，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看来，既然主张无为，那么对统治者而言，自然就应该抛弃仁义、礼智，抛弃法律、道德等一切人为的束缚，使人民自然生存，甚至退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显然这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当然是看到统治者残暴虐民的黑暗现实之后而开出的一剂药方，但这个药方是极其消极的，是避开一切社会矛盾之后的一个空中楼阁而已，因而是不足取的，同时，对个人而言，老子主张“绝圣弃智”，也就是不要聪明才智，使人回到最原始的无知无觉的混沌状态。老子又提出“不敢为天下先”，讲求“虚静”“恬淡”的人格，这些都是要个人避开一切矛盾的主张。
老子的这些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庄子》有一篇叫《养生主》，里面有一篇庖丁解牛的寓言，说的是一个姓丁的厨师杀牛，三年之后，他的宰牛刀依然像刚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锋利如初，刃口没有一点缺损。人们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手艺，厨师说，我的本领就是我善于从骨头的缝隙处入刀，并且依据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来杀牛，这样，我就可以游刃有余了。庄子讲这个寓言，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只要像那个厨师一样避开一切社会矛盾，不与之正面交锋，才可能不致招来杀身之祸。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庄子》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为了便于说清楚其思想的基本内容，我想采用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讲到的方法，重点谈一谈他的“齐物”与“逍遥”这两点。
先谈“逍遥”。《庄子·内篇》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可以说这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前面谈到，庄子希望生活在一个逍遥自在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庄子开篇就谈到鲲鹏，认为鹏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那意思是说：虽然鹏鸟能够在天地之间纵横飞翔，看起来是够逍遥自在的，然而它依然需要外物的帮助，那就是风。文中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鹏依然没有达到逍遥的程度。那么如何达到呢？文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做到毫无所待，即不需要任何外物的帮助，才能做到逍遥自在，而要达到“无待”的结果，就须“无己”“无功”“无名”，即忘记自己，忘记功名利禄，忘记宇宙万物，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坐忘”，只有做到这些，才可能真正逍遥于天地之间，使人生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之境。
关于“坐忘”，庄子有过很多表述。比如在《大宗师》中，庄子借颜回之口，指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也即“坐忘”指的是一个人忘掉自己的形体，忘掉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自己恢复到像“道”的那种无知无觉，混沌迷离的状态，也即恢复到一种自然的本真状态，这就是“坐忘”。一个人一旦达到了“坐忘”的程度，他就可以“逍遥”神游，而无任何拘束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所谓“坐忘”，也就是《天下》中谈到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成了《逍遥游》中描写的那个居住在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显然，这个“神人”是庄子的理想，“神人”的逍遥飘逸、无所拘束正是庄子梦想中的自由境界，但这样的境界只是一种梦想而已。
庄子是个隐士，忘记世俗的功名利禄，这一点他是可以做到的。在《逍遥游》中，庄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说，万物的需求，其实是很少的，千万不要欲壑难填，要尽量忘记尘世的功名利禄的牵累，只有这样，人才有能恬淡虚静，才可能“坐忘”，最终享受逍遥。
然而，达到“坐忘”又谈何容易啊。所以庄子在《知北游》中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这番感叹，与孔子站在河边上叹道“逝者如斯夫”，可以说如出一辙。的确，人生苦短，烦恼无边。生死无常，命途多舛，一个人在生死焦虑之中，在功业难遂的哀叹声中，在贫病潦倒的呻吟声中，怎么可能虚心静气，达到心“斋”，“坐忘”的超然境界呢？庄子的办法是“齐物”。
《齐物论》是《庄子·内篇》的第二篇，是一篇很难理解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又是理解庄子思想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顺利地打开庄子思想的整个仓库，领略其中丰富多彩的思想库藏了。
《齐物论》是庄子将其相对主义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的一篇文章。在此文中，庄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同一事物，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能是错的。比如我们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从我们肉眼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是对的，然而从太阳的角度看，这个命题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太阳既不升起，也不落下，只因为地球在不断地自转，所以才会有太阳升起落下的错觉罢了。庄子正是抓住了事物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点，才将他的思想引入“齐物”的领域。
在这里，我想引用《齐物论》中的一段来说明这个问题。文中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单地说，正因为事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那么是可能就是非，非可能就是是，当是与非的界限消泯，达到一种齐同，这就是道的枢纽，抓住了道的枢纽也就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就可以顺应自然万物的千变万化了。有了“齐物”的认识之后，我们先前关于生死、贫富、出处、寿天的焦虑就全都被化解了，正因为此，当庄子的妻子去世后，庄子鼓盆而歌，一点也不悲伤，有人问他原因，庄子说死亡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就像一个游子归家一样，哪有归家的游子不感到高兴反而悲伤的道理？由此可见，庄子是“齐生死”，将生死看得毫无差别，只是自然的一种变化过程而已，因此就不会以生为乐，以死为忧了。
在《齐物论》的最后一节，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庄周梦蝶的故事。说的是庄周有一次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而醒来之后，发觉自己还是庄周，庄周就迷糊了，到底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呢？在这里，庄周与蝴蝶已经齐同了，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一旦事物的对立冲突与矛盾被化解，事物变成了一种无差别的混沌的存在，就是得“道”了。悟透了这个“道”的人，就可以忘生死，黜聪明，恢复到一种自然本真的状态，从而达到“坐忘”，可以作逍遥神游了。
这是庄子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其最终目的，正如前文指出的，是为了避开尖锐的社会矛盾，全身远祸。这显然有其消极意义。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庄子思想中依然有许多值得借鉴与肯定的好东西，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庄子，我们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全新感受。比如前文提到的《养生主》，它讲的是“全身远祸”的养生之道，自有其消极之处，但我们从那个技术精湛，游刃有余的庖丁身上，却能感受到一种精益求精，凝神专注的工作作风，而这，却可以促使我们在工作中干出一番成绩来。又比如《秋水》，通过河伯与海神的对话，说明一个人不要小有成就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其实，这样的思想，只不过是井底之蛙的思想而已。庄子可以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使我们的心胸自觉不自觉地变得开阔、雄浑，使我们的眼光变得远大、犀利，使我们更加具有一种不为外物所累的坦荡与自由。比如在《外物》中讲到一个任公子钓大鱼的寓言，读来感觉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文中讲任公子蹲在会稽山上，投纶东海，以五十头雄牛为鱼饵，钓起一条大鱼，经过一番人鱼间的殊死搏斗（有点像《老人与海》的情节），终于将之钓起，这条鱼大到何种程度？文中说，从浙江以东一直到湖南苍梧以北的居民，没有不饱食这条鱼的。这个寓言有着一种宏大的气魄，它使我们不会再汲汲于蜗角虚名，而会把心胸放开阔些，把眼光放长远些，以便作出更有价值更有分量的事情来。
总之，《庄子》一书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青年朋友应该多吸取其中能促使我们奋进的营养，而抛弃其消极的东西，只有这样，才算是开“卷有益”。
庄子是乱世的清醒者。他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渺小、精神的奴役、道德的伪善。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清醒认识，才使他经常陷入痛苦之中。他对世界的洞察比任何一位先秦思想家都要深刻，所以他的痛苦意识也就最重，庄子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乱”。虽然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上说，各国纷纷变法，招贤纳士，逐步趋向统一。但当时人们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自觉地等待未来国家大一统的到来，有些思想家为统治者设计了未来的政治制度。但是思想家的大道理和战乱的现实，经济、政治秩序严重失衡的社会状况比起来，就使人难以信服了。人的生命在战争中随时有可能丧失。战争残酷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几天的战斗就能杀死十几万人，即使活下来的，也是肢体残疾。庄子批评卫国国君“轻用民死”，卫国境内的尸体如同干枯的树叶，随处可见。人处在这样的社会里难免会遭受祸难，所以，有些人干脆脱离了世俗生活，避开社会和政治上的险恶，选择了隐居于山林，寻求自我保全生命。这就是隐者的生活方式。
庄子站在隐者的立场上深刻体会到人生的孤弱和无助。但庄子又比一般隐者看得深，他认为人生找不到绝对的清静安全之地，即使隐居山林，不与社会往来，灾难也会随时降临。庄子说，每一个人都好像“游于羿之彀中”（《德充符》），社会的险恶使每一个人都好像生活在神射手后羿的射程之内，随时会被射死。无论人“有用”还是“无用”，都难免遭受灾难。庄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发了这个道理：他在山中行走时，看到一棵大树枝叶繁茂，原因是伐木人认为这棵树没用，所以不去砍伐它。庄子下山后，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朋友家有两只鹅，一只能鸣叫，另一只不能，主人就让儿子杀掉那只不能鸣叫的鹅，来款待庄子。这两件事情对庄子触动很大，山中的大树因为没用，才能“终其天年”，这就是“无用”之用。但是“无用”有时也不能保全自己，那只不会鸣叫的鹅被杀，就是因为没有鸣叫之用。所以，决定人生祸福和命运的不是“有用”，也不是“无用”，而是非人力所能把握，又极具变数的“命”（《山木》）。
生命的脆弱和苦难有没有根源，这几乎是所有关爱生命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怀有爱民之心的思想家从社会政治上找原因，认为人生苦难的根源在于腐败的政治。儒家和墨家认为，只要统治者修身养性成就高尚的道德，具有爱民之心，推行仁政，教化天下人都有仁爱之心，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然而，老庄与积极入世的思想家不同。庄子认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不可能出现良好的政治，统治者是罪恶的，人是贪婪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出路。庄子悲观地看待社会和人性，认为人们之间互相防备、攻击和算计，每一个人都陷在一张无形的大网中，谁也摆脱不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算计的对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庄子在栗树林里，看到一只鸟，拿起弹弓准备射击。鸟并没有察觉到庄子的行为，正准备捕食一只螳螂。而螳螂不知鸟在后面，正欲捕捉树上的蝉。蝉也不知道螳螂正举起大刀向自己砍来，依然在树荫里自得其乐。这环环相扣的生存危机，使庄子猛然感觉到自己的背后也存在危险，于是撒腿就跑。果然，在庄子身后，看林人已经准备去抓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充满了危机，人生之路处处设有陷阱，当生命受到外界威胁的时候，不要指望出现奇迹，不要希望出现来自外界的援助，脆弱的生命有可能瞬间消失。
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向往古代“乌托邦”的生活。但庄子把黑暗世界开始的时间更向前推进了，他认为人类有智慧开始，就是灾难降临之时。《应帝王》篇讲了“开七窍”的故事，用来说明智慧对人类是有害的。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混沌。倏与忽经常到混沌这里来玩，混沌对他们很好。于是，倏和忽商量着报答混沌的恩德：“人都有七窍，可以做很多事情，而混沌没有，我们帮他开窍吧！”倏和忽每天给混沌开凿一窍，七天后，开了七窍，混沌却死了。庄子寓言中的人名极有特色，名字本身就能说明庄子的用意。混沌指代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此时，人类还没有政治制度的安排，没有互相争斗的巧智，然而，人类自认为智慧可以消除蒙昧，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这种违反自然大道的做法，从开始就预示着人类已经走向了死亡之路。
脆弱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来自外部的不明原因击垮，但庄子认为生命的丧失还不是最重的苦难，另有一种更深的痛苦那就是人的精神被奴役。人生在世，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外部目标牵着走，显赫的权势、富贵的生活极大地左右着常人的视线，这些能够带给人感观享受的东西是绝大多数人追逐的对象。人的占有欲和虚荣心驱使着人们采取各种手段去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资源。整个社会都在倡导金钱主义和物质利益，人们身处其中，不得不卷入追逐外部目标的行动，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就在所难免。其实，有些人并不适合或者本来不想追逐名利。但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而是社会环境驱使你这样做，个人没有办法摆脱。人的生命本来就很脆弱，再陷入追逐外物的争斗之中，人的精神就会时常面临困扰。善于算计的人活得很累，看似一个好端端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早已疲惫不堪了。庄子深深地感到人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异化，人的精神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和他物而活着，精神的疲惫和奴役之苦无可逃遁，这就是庄子思想中的人生必经之路。
社会的强大势力和流俗使个人无法摆脱对外物的追逐。主流观点认为，人们普遍追求“富贵寿善”，喜欢“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每个人自以为得到财富就拥有了快乐，其实他们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庄子把人生的精神奴役，归结为流俗意见的势力太大，个人无法抗拒。这是一种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力量，它驱使着人们忙碌地奔波在人生的旅途上。《齐物论》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在此处是想表达：人出生以后，就注定处在和世界的紧张关系之中，不停地受到外部世界的驱赶和利诱，一刻也不能够停止，就连做梦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得到功名和利益。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显然，庄子已经意识到“学海无涯”的问题，但又认为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对身心是巨大的损害。在这样的认识论指导下，庄子必然放弃了追求自然界真理和社会礼仪制度等问题，只能随着自然大道的运行随遇而安了。
庄子是黑暗世界中的清醒者，也是社会批判家。但是，茫茫世界中只有庄子独醒，这对于庄子来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和悲凉。正因为庄子彻底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弊病，所以，他的痛苦程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如果庄子对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刻，他就不会那么清醒，痛苦也不会那么深。清代画家郑板桥颇得庄子思想之精髓，写出了“难得糊涂”的名句。
庄子对黑暗世界的认识来自对孤弱生命和精神奴役的痛苦感受，此外，还来自对人类道德不断堕落的伤感。庄子不仅是一位浪漫的哲人、潇洒的艺术家和隐者，还和老子一样，是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庄子具有深刻的道德批判意识，他意识到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人的内心有着不可遏制的阴险狡诈倾向，人类的道德已经堕落到最黑暗的深渊。庄子在《人间世》中用了三个故事显示出君主总是能变着花样想出折磨人的恶毒方法。老子认为人类的智慧会危害自身，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道德不断堕落的历史，于是主张回归到自然无为的状态。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个思想，彻底揭露了人的道德伪善。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先天是好的，所以主张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再辅之以道德教化，来开启心中的善性。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与孟子不同，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先天就是恶的，只有通过具有强制性的礼法制度来约束人性，才能使人走向善路。由于中国文化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从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选择了“性善论”，而实际上，统治者丝毫没有放弃“性恶论”，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大量运用刑罚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如果把荀子的“性恶论”和庄子的人性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庄子的人性论在本质上也属于性“恶论”，而且比荀子更彻底。荀子最终还是相信好的政治可以挽救堕落的道德和恶劣的人性，总会有办法来解决人性的恶，而在庄子这里，人性的恶根本没办法解决。庄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生活中充满了阴谋和丑恶，以此证明邪恶是人类本原性的东西，一切人类制度和道德都无法动摇这种本原的邪恶。
庄子不相信好的政治和道德可以挽救邪恶的人心，认为道德不能克服邪恶，反而还会成为邪恶的帮凶。在《胠箧》（胠箧qūqiè，就是打开箱子）篇，庄子借盗贼偷东西来批判道德有害。庄子说，人们为了防止盗贼行窃，就把箱子捆得很紧，把抽屉锁好，这就是世俗的智慧。但是，这些巧智并不能阻止偷盗。大盗并不需要打开箱子偷东西，而是直接把箱子偷走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慢慢地打开，取出里面的财物。在偷盗过程中，大盗还担心箱子是否捆紧，锁得是否牢固，捆得越紧，锁得越牢，对于偷窃来说越方便。看来，世俗的智慧对于大盗来说根本无济于事。用常规的办法防止一种邪恶，另一种邪恶就会随之出现，并且看似智慧的办法实际上会成为邪恶的工具。
道德是惩恶扬善、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道德的维系需要社会成员的内心自觉，所以道德的力量是柔性的，不具有法的刚性特点。当有些人丧失道德，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统治地位后，就会立即披上道德的外衣，在社会上大力提倡道德。这时候，道德体系越完善，说服力越强，对于窃取国家政权的人就越有利。发生在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事件（指齐国大夫田和夺取齐国政权的史事），就是庄子用来说明这个道理的最好例证。当道德并不能体现全人类的善，而成为实现一己私欲工具的时候，道德就成了恶人的帮凶。所以，庄子激愤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箧》）小偷被制裁，窃取国家政权的大盗却当上了诸侯，仁义道德成为他们维持盗窃成果的帮凶，这在庄子看来是极不公平的现象。
儒家、墨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圣贤统治的时代，不过现在人们的道德堕落了，所以人们应该以圣贤为榜样，重新找回丢失的善性。庄子与儒、墨相反，他认为仁义道德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严重束缚了人性。儒家心目中的圣贤是否真的那么完美？就没有私心和伪善吗？庄子借隐者之口批判儒家引以为自豪的道德：“博学以拟圣，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天地》）孔子师徒广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品行，在庄子看来不过是圣人的模仿秀和哗众取宠的工具。儒家到处卖弄仁义道德，俨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真正的道德不可能得到实现，只是用来显示他们高贵身份的标签。庄子对于社会上伪善的批评，也透露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部分伪善的道德家，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招摇撞骗。同时，庄子对道德的批评也提醒了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不要过度宣传自己，不要以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知识就可以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有很大能耐，可以解决诸多的社会问题。其实，人的能力和智慧是非常有限的。
庄子说，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违反人的自然之性，自然状态下的人不需要礼法来约束。“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牛马都有四足，这是自然状态的天性，人们为了驱使牛马为其干活，就用绳子套住马头，残忍地穿透牛鼻子，这都是违背马、牛自然本性的做法。庄子有怜悯万物生灵之心，如果他生活在当代，很可能会参加“动物保护组织”或者“绿色和平运动”。但是，庄子的这种思想显然有些过激。他看不到社会发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文明的进步本来就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索取以及人与人相互争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完全任其自然状态发展，人类就会永远生活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中。
庄子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既然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又该如何生活下去呢？
庄子毕竟是庄子，他以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自由地漫步于黑暗的世界。既然在黑暗的世界里看不到希望，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于是庄子选择了以游戏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庄子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庄子向往自由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一切依照自然而行事，不追求私利，只求清静无为。但在黑暗的世界里，这种美好的设想就是空想，世界上没有世外桃源，即使隐居山林的隐者，也不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隐居生活。
庄子认识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感受到社会对人的精神奴役，对世俗社会充满了厌倦。按照这个想法，庄子应该选择逃离社会，就像多数隐者那样退隐山林，与自然为伴。事实上，庄子并没有那样做，他依然选择了留在世俗社会，继续忍受人间的苦难。看起来，庄子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他选择的人生之路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在庄子思想深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摆脱人生的苦难，对他来说，生活在世俗社会和隐居山林是一样的，都无法逃离黑色命运的捉弄和摆布。阎韬先生说：“隐者是避世的。他们希望不受国家政权、礼乐法制的控制、束缚，过着自然闲适的生活。但是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生活离不开社会，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封建主义的礼乐行政。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王权在不断集中、加强，隐者们感到世外桃源的小天地已经越来越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里，在各种政治冲击力的死角里求得生存。这样他们的态度就由避世转为游世。这两种思想在庄子那里兼而有之，确切些说，庄子思想体现了由鄙世到游世的转变。”（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这个论断无疑是准确的，可以说，战国中期以来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避世的隐者很难找到一块人间净土。所以，庄子选择了游世的生活哲学。
庄子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应该受任何制度和礼法道德的约束，作为自然的个人也没有必要为社会和国家尽义务。他批评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行为，甚至抨击说儒家圣贤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实现完美道德，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名声。庄子还反对追求富贵，“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盗跖》）人只要满足基本的生存就可以了，过平平常常的生活，超出了基本需求的富贵反而会成为祸害。儒家也反对过分追求物质利益，主张节制人的欲望，但儒家并不反对人类在适度欲望驱动下进行社会生产与发展。庄子从自然人性论出发，彻底地反对人的欲望，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改造。实际上，如果没有任何动机和欲望，生产就会停滞，人类社会也会停滞不前。
庄子认为无论一个人对社会“有用”还是“无用”，都不能最终摆脱命运的捉弄。但是如果人们总是追求世俗意义的“有用”，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会比“无用”更多，所以庄子特别喜欢“无用”之用。庄子认为无“用”是一种特殊的“有用”，一件事或人对社会“无用”，对自己可能“有用”；在这方面没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用”，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人间世》描述了一个“无用之用”的例子：匠石（姓石的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在路上看到一棵高大粗壮的栎树，匠石看也不看就走过去了。弟子们不解地问：“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树，为什么老师看也不看呢？”匠石说：“这棵树没有用，做舟会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所以才能长这么高大而没有被砍掉。”在这个故事里，木匠代表社会，栎树代表个人，栎树不能为木匠所用，代表个人对社会“无用”。以世俗的眼光鄙视个人的无用，有时候对个人反倒是件好事。由于个人没有能力参与社会名利的争斗，社会也就忽视了个人的存在，生命从而得以保全。这就是“无用”的“为予大用”。因此，几乎所有的隐者都选择了躲避世俗生活，以自己对社会的“无用”来保全生命。但在战国中期以后，能够适合隐者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庄子感觉到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即使躲到山林中也不能避世，选择隐退并不能解决问题，个人不想介入社会，社会却要来干预个人。孟子曾经挖苦隐者说，除非变成蚯蚓钻到土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清静（《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庄子主张游于世，不主张躲起来，以自己的“无用”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
庄子游戏人生的态度是一种高超的生活哲学和艺术。他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甚至没有人情味，不去争夺财富和名声，不去招惹别人，其实，这些很难做到。《养生主》有一则《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一位姓丁的厨师（庖丁）解牛时的高超技艺。庖丁在牛骨的缝隙处下刀，决不去碰硬骨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有深刻寓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会遇到林林总总的问题，如果能避实击虚，不去正面接触问题，就有可能在社会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地生存。这样看来，庄子的游世思想颇有些滑头的意味。
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上，一切事情不要太认真，这是庄子游世学说呈现给我们的最直接感受。当强权和名利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时，善恶的标准就模糊不清了。做善事的好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作恶的坏人受不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格言并不灵验。庄子寓言里，流露出他对一些肢体不全之人的羡慕之情。比如，有一个叫支离疏的人（形体支离不全的人），脸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发髻朝天，大腿和胸肋骨相齐，相貌丑陋无比。支离疏替人家缝衣洗服、簸米筛糠，却能养活自己和十几口人。政府征兵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因为残疾就不用服兵役了；政府征民工的时候，他因为残废而免去劳役；政府赈济灾民和贫苦百姓的时候，他可以领到米和柴。形体残缺不全的人，还能够养活自己，享尽天赋的寿命，又何况忘德的人呢？看来，不管以什么状态和方式，只要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胜利，颜世安先生用“精神自虐”一词来概括庄子思想中的这个倾向。他说，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通过嘲弄、作践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来表达对黑暗不可理喻的“存在”彻底不负责任的激愤心情。庄子以支离疏为例子表达黑暗和残缺的世界只配让人以“支离疏”的方式活着。
庄子以戏谑的态度，视生死为游戏，生与死没有严格的界限，此之谓“齐生死”。人活在世界上，可以没有任何尊严，随波逐流，顺命而行，灾祸降临也不求躲避，不与命运抗争，死亡来临也无所畏惧。死和生只是人存在的不同形式而已，不必太认真。有时候，庄子甚至还说，死了比活着更好，人死了，就进入一个安宁的世界，灵魂也不再忙碌而有所皈依，相反，活着却是忙碌和荒唐的。所以，人最好的生存形式就是游戏人生，不可太认真。庄子对生死的达观态度，使他能够做出老婆死了，还鼓“盆而歌”的超常举动。
老子以后，道家逐渐发展出了重视个人利益的思想，尤其表现在保全个体生命方面。杨朱一派的道家具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信念，典型地体现了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思想。而庄子与杨朱不同，他虽然主张回归自然人性，但不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投身社会。庄子觉得在黑暗的世界里，没有必要去寻找生存之路，不如放逐生命而自流，视人生为游戏。
隐者也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但隐者的游世并不彻底，他们还对未来有着某种长远目标的期待。这表明隐者还是相信宇宙最终仍然存在着合理性依据。“庄子彻底的游戏姿态，还表现为拆除人内心深处对宇宙最终合理性的依赖。生死是一般人意识深处最后执着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对宇宙的最终合理性的信赖也是人意识深处最后执着的一个问题。而且后者可能更深刻一些。因为其中包含着对死后的终极归宿的期待。人类生活的秘密精神支柱是一种对宇宙的信赖感，所以对未来可能性的期待都根植于这种信赖。”（颜世安《庄子评传》）庄子不相信宇宙中存在最终合理性的依赖，这对于人们的宗教情怀是一种反动和打击。儒家思想发展到《易传》时代，为现实人生找到了天地的终极依据。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没有产生像西方基督教性质的宗教，与先秦时期诸子关心世俗社会，而不关心未来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关系。即使向往自然秩序的道家思想成为道教的主要资源，在先秦时代的老庄那里，也没有一种对彼岸世界的描述，尤其是庄子，不但看透了现实世界的黑暗，而且彻底否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在庄子的心目中，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是非、善恶、虚实、美丑都是相对而言。一样东西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对这个人有益，但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上，就可能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是有害的。论辩没有意义，事物没有对错之分，不要一定把世界作出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划分，就连生死都是瞬间就可以转化的事。《齐物论》最能体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在这篇哲学名著中，庄子以诡辩的形式来否定逻辑论辩。其实，这说明庄子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正统的人生态度，人的存在没有任何根基，一切不要那么认真。庄子否定了自我的真实存在，把怀疑主义精神和相对主义哲学推到了最高境界。大家熟知的《齐物论》篇有一个庄“周梦蝴蝶”的故事，最能体现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欤？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以后发现还是自己，这时他也搞不清是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这种事在常人看来，是极为荒唐的，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变成蝴蝶呢？但庄子看来，人的存在本来就是偶然的，梦里的事情是真的，还是醒着的时候是真的，谁也说不清楚。“庄周梦蝴蝶”的故事，后来流传很广，并且成为民间文学创作的素材，著名的《梁祝》就受到庄子梦蝴蝶的启发。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作品也引用了这个故事，根据她的作品拍成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其中有一段剧情，小燕子为了掩盖几个具有反叛皇权意识的年轻人营救乾隆皇帝爱妃香妃的事实，就杜撰了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的故事。庄子以戏谑的表现手法、夸张离奇的故事来表达他对黑暗世界的悲愤之情，彻底地把人生的本质游戏化。
《庄子》第一篇《逍遥游》描写了“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鸟，以及“御风而行”的高人逍遥畅游于天地之间的景象，带给人们自由浪漫和神采飞扬的感觉。但这其中也不免有凄凉的孤独感，表面上看是庄子向往逍遥游的自由，但实际上他更期待达到一种“无我之境”。
当下社会，人们工作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也越来越大。被金钱和名利困扰的人们难以找到一块清静的精神家园。当他们泡上一杯绿茶，打开《庄子》的时候，似乎从《逍遥游》中可以找到一种精神的慰藉，享受忘掉世俗烦恼的短暂轻松和品味孤独的洒脱。然而，无论是鹏程万里的大鹏鸟还是“御风而行”的高人，都需要依赖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才能，这就叫“有待”。就像人们晚上读完《逍遥游》，享受短暂的精神洒脱后，第二天还要重新面对纷纷扰扰的事情。“逍遥游”不是无限的自由和逍遥，只是暂时的快乐。“逍遥游”只是庄子游戏人生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庄子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
在老子以后，道家发展为几派，有注重保养身体的养生派，有追求长生不死、转而炼丹的神仙派，有注重政治阴谋权术的黄老派，也有效法自然、寻求新的生存之路的隐者。这些派别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思想资源都来自于老子的自然之道，但最能“一以贯之”老子自然之道的还是庄子。
庄子的自然之道继承了老子思想的精髓，但和老子的道论又有所差别。老子的道论主要有三个涵义：道是天地万物的起源，是实体性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准则。老子把“道”作为一个先天存在的东西，虽然老子无意探讨宇宙和天地起源的奥秘，但是就凭“道”是天地万物的起源这一点，就足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其实，老子道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启示人们效仿自然之道，从大道中学习生存的技巧和知识。
在道家思想史上，庄子是第一个自觉区分道与知识的思想家。人们通常用“境界”一词来概括深不可测、不可企及的状态，但对于处在这种“境界”之中的感受，则非人类语言所能描述的。常规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都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知识可以通过不断地积累，也可以借助语言和文字来传播，而境界是不可以言说，也不可以继承的。《天道》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做车轮的木匠轮扁，看到国君在读书，就对国君说：“大王读的圣贤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国君听了大怒，责问轮扁何出此言。轮扁就拿做车轮为喻，说：“做车轮时下刀要不快不慢，快了省力，但车轮不圆；慢了车轮圆，但是费力，所以这不快不慢的火候只有自己才能掌握，并不能传给儿子。按照这个道理，古代圣贤内心的心得和体验大道的境界也不能通过文字记录下来，所以说，书只是古人的糟粕而已。”庄子借轮扁之口阐发了境界的涵义，并且和可见、可听的经验世界作了对比，以此说明不可言的道和可言的知识之间的区别。
庄子之道和老子之道的显著区别在于：庄子认为道不是万物之外或万物之先的独立实体。道普遍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或者说，道就是自然。这个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世界本真状态，是没有人为强制规划和安排的新世界。
庄子之道普遍存在于自然之中。《知北游》记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tí bai两种小草）。”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pì砖）”。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东郭子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找出道的隐藏之处，所提的问题也是常人所关心的，具有普遍性。而庄子却说，道无处不在，如果非要寻个地方，道就广泛存在于蝼蚁、稗、瓦甓、屎溺之中。这个答案出乎东郭子的意料，为何在常人看来高贵的道竟然存在于这么微小和龌龊的地方？所以，东郭子听到庄子这样的回答，就沉默不语了。而庄子却对他说：“夫子之问，固不及质。”一定要问道在哪里，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对。道是自然本身呈现出来的状态，本来自然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类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划分万物对自己有用还是无用，而道本身却不是这样。在常人看来低贱的小东西，却有其独特的生存价值。
道家对自然之道的钟情，主要来自于他们对自然的无限神秘感。他们感觉到自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万物在自然之道的支配下是那么完美和谐。庄子把自然之道寓于万物之中，道无处不在，而人们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原因就是人们站在自身立场上，以自我为中心，以有用和功利的眼光寻找大道，就不可能感悟到道的存在和功用。老子不断提醒人们认识大道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劝导人们要学习水“柔弱胜刚强”的技巧，学会从自然之道中汲取智慧。但老子仍然主张从自然之道中吸取智慧，为人们增加政治与人生的技巧，而庄子却彻底否定了人类的智慧。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用知识改变命运。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不断积累知识反而对大道有害。庄子则主张彻底忘掉知识，以通达大道。《大宗师》篇中有一段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描述了颜回逐步忘掉仁义和礼乐，最后达到“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境界。庄子以此表明，抛弃人类社会的道德礼仪、聪明智慧，忘掉自我与世俗世界的一切联系，即达到“忘我”境界。看来，得“道”不是寻求高贵的神秘之物，而是瓦解现实的经验世界。孔子和颜回不为世俗功利所困扰，身处艰苦环境而不动摇志向，达到了与天地相参的境界，宋代儒家把这种境界称之为“孔颜乐处”。“坐忘”就是“忘我”，忘掉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智慧，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无我”之境，这正是庄子所向往的人生境界。
包括隐者在内的人群都主张“为我”，庄子的“无我”与世俗的为“我”不同。庄子的思想来源于隐者的启发，起初也是为了寻求自我安身立命的家园，但是庄子发现，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都在追求“为我”，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的最大弊病。小孩子自从学会使用语言开始，就有这种自我中心意识：“这个玩具是我的”，“这块糖是我的”。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不断得到强化，“我”就成了世界的中心。庄子企图瓦解这种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去寻找一个自然的新世界。“道”呈现的自然世界，是一个没有自我中心意识的人（“无我”）才能迎接的世界。庄子并不是虚无主义者，在他的思想里，赞美自然的“天籁”之音，赞美自然为世界作出的和谐完美安排。自然之道的新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庄子相信只要人类能放弃自我中心意识，新的世界就会呈现出来。
颜世安先生在其《庄子评传》中指出，道的新世界是人类新的生命源泉，有各种生趣盎然的展示：第一，尊重并理解他物，欣赏并赞美从每一个新角度看到的新天地、新景象；第二，说话不自以为是，不自负，永不以既有的见解为确定的真理；第三，为人做事不求回报，不炫耀卖弄，尽其本性关心他人，专注于工作，使生命的自然潜力尽情发挥；第四，赞美宇宙万物的永恒，信赖并感恩未可知的世界，在万物一体中找到生命之本。这是极为富有创意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以往人们过于重视庄子反对黑暗社会和制度的自由思想，当然，这是庄子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庄子最深刻的思想其实不在于反对制度规范，而在于反对人的习性，最根本的就是自我中心习性。由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习性而导致的无穷无尽的个人焦虑、患得患失，才是人生自由的最大禁锢，只有消除这个禁锢，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关于《庄子》的思想，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很精当的概括：“游于逍遥；论以齐物。超乎象外；得其环中。”其中，“超乎象外；得其环中”既可以说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即“法天贵真”，“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万物而不为万物所牵累），同时也可以说是《庄子》的艺术特点之精华。《庄子》一书虽是诸子散文，但其文章却有诗的意趣，可以说《庄子》一书就是用政论体写成的诗，其深刻的思想与语言的丰富的暗示性都使其具有一种诗的特质。唐代诗评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雄浑”这篇中，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来说明，具体谈到《庄子》的雄浑恣肆，那就是庄子善于使用各式各样的寓言故事来暗示其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是直抒胸臆，加以正面论述，因此，庄子的寓言就成了承载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其丰富的暗示性与指意的多向度就使得人们在把握中产生不同维度的理解。这也是诗最本质的特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为了说明庄子寓言丰富的暗示性与诗性特质，我想举《应帝王》中的“混沌之死”为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窃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窃，七日而混沌死。”
《应帝王》一篇是阐明“为政当无论”的道理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无为，放任劳动者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才会天下太平，而这则寓言恰好从反面阐明统治者一心想治理人民，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束缚百姓手脚，结果就会像那日凿一窍的与忽，导致“混沌”的死亡一样，致使民怨沸腾，社会动乱。这就是“为之败之”，“无为则无不为”。然而，这个寓言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解读。比如，寓言中的“混沌”实则就是“道”的另一化身。老子在《道德经》中阐释“道”为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之“道”的这种“恍惚窃冥”的状态其实就是庄子这个寓言中的“混沌”，也即最初的“无名”之境。对七窍的开凿则暗示由“混沌”进入“明晰”，由“无名”进入“有名”，名存而道亡，因为名是用来别是非的，“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引自庄子《齐物论》），故“混沌之死”可以说是“道”之消隐的一个绝妙写照。然而，这个寓言丰富的暗示性还不仅止于此，我们还可将这种“混沌”之境看作是个人生命的原真状态，一种自然的，随物宛转的自由之境，而对七窍的开凿则破坏了生命的这种自然无知的状态，从而使人远离了自己的源头和根本，处于一种不洁和喧嚣之中，从而使人的本性缺损甚至迷失，使人像一面摔碎的镜子，不再有从前的莹洁和圆满。
从上例可看出，庄子寓言的寓意是可作多层次开掘的，是具有丰富的暗示性与多义性的，是诗意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而且，我们还应看到，《庄子》采用寓言的方式来暗示其思想，而不是直接地议论阐述，主要在于庄子本人对于语言的深刻的不信任。《庄子·外物》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翻译成白话文，即是说，荃是捕鱼之具，捕住鱼也就忘记荃了；蹄是捕兔之具，捕住兔也就忘记蹄了；语言是为了达意，达了意就可以忘记言了。很显然，“得意忘言”的理论主张直接导致了庄子“重意轻言”，“重暗示轻真白”的语言风格，从而促使庄子用一种诗性的寓言式的暗示来传达那不可言传的幽深的思想，这一点，与美国作家海明威运用一个打鱼的近乎寓言式的小故事来暗示人生的悲剧精神是相通的。所以庄子才会在其《寓言》一篇谈“寓言十九”，也就是说，在整部《庄子》中，光寓言就占了十分之九的篇幅，可见庄子对寓言的重视。
《庄子》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抒情性。这一点在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很好的说明：“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
《秋水》中有一则寓言，讲的是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写得趣味盎然，生气勃勃，富有一种乐观的生命的热力。庄子看到鱼在水中自由从容地游动，不觉感叹道：“鱼真快乐啊！”而惠子立刻反驳：“你不是鱼，安知鱼的快乐？”而庄子又反驳：“你不是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呢？”看似一种诡辩与纯智力的逻辑游戏，实则显露出庄子飘洒快乐的人生旨趣。庄子最后对惠子说：“你要问我是何从知道鱼之乐的，我是从游濠上这件事得知的。”因为庄子认为自己濠上之游是快乐的，所以推人及鱼，认为鱼快乐了。
庄子就这样给人一种快乐飘逸的感觉，他在文章中反复表达了人生的这种闲云野鹤似的闲适与悠然，然而在文字的下面，我们却又能分明感受到庄子对社会的大绝望与人生的大悲凉。
《庄子·至乐》中有这样一段：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
在这里，庄子借列子之口，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死果然是忧伤的吗？生果然是快乐吗？”一般来说，忧生乐死是常人不可想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那个混乱杀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大绝望，字里行间流露出庄子心底深处的大悲凉。
庄子正是由对社会的大绝望导致对社会的大超脱，他把一副衣袂飘飘、潇洒出尘的秀美身影留在了历史的天空，让人们向往，更让人们思索……
庄子思想视域中的自然之道是一个清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人所处的世俗世界。万物和谐完美地存在和演变，都是在自然之道中进行的。在自然大道中，没有什么主宰，也没有制度安排，人如果置身大道之中，必将获得新的生命和无限自由，这正是庄子所寻求的最终的人生目标。在现实世界里，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万事万物是否对自己有利，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好的。常人看不见大道，就像盲人看不到东西一样，是被某种东西遮住了眼睛。所以，通达大道的做法就是彻底抛弃人类自我中心意识，完全置换思维方式，达到“无我之境”。
“无我”之境是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下》篇中说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谴是非”。庄子本人已经通达自然之规律，体察大道运行之变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朝初年以“黄老之学”治天下，将老子思想中的清静无为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统治中的正统地位，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整个汉代人对庄子都没有多大兴趣。在儒家经学逐渐走向烦琐的东汉时期，老庄思想之中蕴涵的精神资源，又重新带给人自由清新的感觉，慢慢地占据了魏晋士人的心灵。这时候，庄子的地位及其思想价值才开始被重视，阮籍、郭象等魏晋名士都深得庄子思想之精髓。郭象的《庄子注》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哲学名著，成为后世解读庄子思想的必读著作。
《庄子》书中关于“庖丁解牛”的寓言，以庖丁的超乎寻常的技艺，达到了无我的艺术境界。庄子的“无我之境”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代园林、诗歌、绘画、书法以及文人的生活方式上都可以寻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晋代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唐代山水诗都受到庄子自然之道的启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充分体现了“无招胜有招”的中国武术之魂，这或许也受到庄子“无我之境”的影响。
与庄子对话，可以安顿我们的心灵，使忙碌的当下人找到一个安适的精神家园，但我们不能期待庄子给出解决当下危机的答案。庄子告诉我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那么人们还凭什么相信自己渺小的能力呢？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能力，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唯有抛弃这些东西，才可以通达自然大道之变化，迈向“无我之境”。这些深邃的哲理，启示我们时常反省人类的缺点，不断寻找自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