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由于家境贫寒，在少年时代他不得不学习一些手工技艺以维生。他聪慧的天资再加上后天的勤奋，使他很快成为手工技艺一流的人物。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墨子曾制造过一只木鸢，能在空中飞翔一日，他的学生都禁不住称赞：“先生的手艺多么神巧啊！竟能使木鸢飞起来！”
墨子却认为这还不如他制造的车子，用咫尺之木，不到一天便可完工，却能承载三十石的货物，而且还能长期使用。除此之外，墨子还精通机械制造的原理和方法，能够设计并制作多种守城的防御器械。因而，连战国时代著名的名辩家惠施都赞叹“墨子大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墨子真是一个能工巧匠。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编成了《墨子》一书。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据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掘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已逐步代替以前的粗笨生产工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使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成为可能，也为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创造了必要条件。铁制农具的推广和水利的兴修，又给农业的个体劳动提供了较好的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
牛耕的渐次推广，使耕作技术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生产中的“深耕易耨”的精细化生产也逐步得以实现。而铁器的广泛应用也为手工业劳动提供了锐利而有效的工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都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形势。
农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直接带来了商业、货币往来的空前活跃，也使得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各国都城，如临淄、邯郸、洛阳等，逐渐形成为商业中心。西周以来“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已被打破，独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逐步发展壮大，出现了不少如弦高、范蠡一样的著名商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公田之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私田范围不断扩大。由此导致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井田制日益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爰田制，这种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远胜于奴隶制的集体劳动，从而促进了农业小生产方式的发展。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并逐步扩大。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奴隶主贵族内部、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争夺。
诸侯争霸、群雄并起，历史的车轮在摧枯拉朽般的动乱中滚滚向前。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取向也在激烈的动荡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由于奴隶解放而形成的自由民和由于贫富分化而形成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组成的集团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寻求独立的政治地位。墨子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
据考证，墨子出生在小邾国的滥邑。滥邑，原为商的遗裔宋国的附庸，后来成为鲁的属地，所以史料多以墨子为鲁人。由于地处泗水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因此这一带一直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产生出灿烂辉煌的邾娄文化。
所谓邾娄文化，其实就是炎族文化，即即东夷文化的一部分。自唐、虞以至周初，邾娄文化就一直领先于其他各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邾娄地区自古就有“百工之乡”的称号，古代衣食住行的许多器物也都由邾娄人发明创造，科学技术在当时一直遥遥领先。
唯有这样的科技之邦，才能铸就出墨子这样伟大的科技人物。此外，邾娄地区历来就有“尊天、敬祖，重鬼神，尚祝由与物无竞”的风俗，进而形成了以利他、仁爱为特色的伦理文化，这些都成为了墨子思想的渊源。
墨子出生时，小邾国已成为鲁国的属地。当时的鲁国，君臣骄奢淫逸，宴乐终日，花天酒地。平民百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也就是说，在饥饿时得不到可以果腹的粮食，天寒时没有可以御寒的冬衣，筋疲力尽时也没有可能休息。整个社会“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已经到了强者劫掠弱者，人多势众的欺负势单力薄的，奸诈的人欺骗憨厚的人，显贵的人傲视低贱的人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地步。而王室子孙连年争斗，齐、越等国都对鲁国虎视眈眈，多次攻城略地。国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王权在动荡中一步步走向衰落，官办的学校逐渐难以为继，随之而起的是私人办学的兴盛。在这种“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背景下，小生产者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可能，也就有了上升为士的机会。墨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位出身低贱、为小生产者立言的平民圣人。
他的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主要内容的救国主张、他和弟子在科学、逻辑学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高尚人格，使他和他所创立的墨学成为那一变革时代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墨子非常重视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节约尚俭是他最基本的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奢侈糜乐的生活，墨子为他们敲响“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警钟，并大力倡导“节用”“节葬”思想。
所谓节用，就是节约开支，反对一切“无用之费”。墨子希望统治者能做到“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意思是说，消费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条件就可以了，不再进行不能为人民增添利益的消费。如果统治者都能这样“节用”，那么国家便可省去大量费用，国家的财富将增加一倍。在衣、食、住、行、葬等各个方面，墨子都提出了节用所应把握的合理分寸。
对于衣服，墨子提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的原则。冬天穿深青色的衣服，又轻便又暖和；夏天穿粗麻布的衣服，又轻便又凉爽。墨子认为，穿衣做到这样就足够了，没必要过分追求奢华。至于“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的做法，过于奢侈，“加费不加于民利”，应该废止。
墨子对于饮食，与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相反，墨子倡导饮食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四肢，使人耳目聪明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分讲究调料和味道，更没必要追求远方国家珍贵稀罕的食品。
对于住房，墨子认为房屋只要可以抵御潮湿风寒和雪霜雨露，砌墙壁使男女分开住就可以了，没必要耗费人力与物力将房屋建造得富丽堂皇。
对于交通工具，墨子认为制造舟车只要能“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行了。乘车、船的目的完全在于交通的方便，因此“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之类的做法都是奢侈浪费。
墨子从节用的观点出发，针对当时社会“厚葬久丧”的做法提出“节葬”之说，反对为丧葬而贻误社会生产。儒家一贯主张“厚葬久丧”，孔子的学生宰我曾因提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而被孔子斥为“不仁”。对此，墨子的主张完全相反，他批评当时社会流行的棺木一定要有多层、埋葬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坟墓必须高大的做法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并列举了厚葬久丧的种种危害。
首先是对财物的巨大浪费。在王公贵族去世后，活着的人必须倾尽府库贮藏的所有财宝，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织带束住，并把车马随藏在墓穴中。还要将帷幕、鼓、几筵、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等物品一并埋在死者身旁，甚至还要用人殉葬。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将民众创造的财富大量浪费，只会使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贫穷。
其次，厚葬之后还要长时间服丧，既荒废社会生产，也不利于人口增殖。在三年之丧期间，王公贵族无法过问政事，农夫不能在田地耕作，百工不能从事生产，妇女无法纺纱织布。除此之外，久丧还会“败男女之交”，影响到人口的增殖。这样的结果只会是“国家必贫，人民必寡，行政必乱”，为别国的侵犯提供机会和条件。墨子由此认为，厚葬久丧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废止。
那么，究竟该如何节葬呢？墨子主张：棺木只要三寸厚，足以使死者的尸骸腐烂在里面就够了；衣服只要三件，足以阻挡尸体腐烂的臭气外溢就可以了。至于下葬，只要下面不掘到泉水，上面不漏出臭气，坟墓有三尺宽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安葬，活着的人也没必要长时间的哭泣哀伤，而应该赶紧从事生产，这才是对生者和死者都有利的事。
“节用”的另一体现是“非乐”。墨子主张在文化娱乐方面也要节约，他认为儒家“足以丧天下”的另一件事就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统治者们大办音乐歌舞，这无疑是在剥夺广大民众的衣食之财，必须加以反对。墨子认为，民众有三大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统治者举办一次大型音乐歌舞，就要成千上万个演员来参加。这些演员如果吃穿不好，脸色就会不美艳，声音就会不动人，动作就会不优雅。所以他们要吃精美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而这些都要靠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来提供。人们一旦迷恋上了音乐，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王公贵族因为迷恋音乐而不早上朝、晚退朝、不听审案件；士人君子因为迷恋音乐而不花费精力去治理官府、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农夫因为迷恋音乐而不早出晚归地耕田、植树、种菜；妇女因为迷恋音乐而不起早贪黑地纺纱、绩麻、织布。其实墨子并不是不知道音乐之美，伍非百先生说：“墨者非乐，非不知乐。为救世之急也。”在社会物质生产尚不发达的先秦时期，墨子不得不舍弃精神财富，而先追求物质之利了。
主张节约的同时，墨子还提倡重视生产。墨子指出，生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在人类社会，“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依靠自己力量的人才能生存，反之则不能生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从这一观点出发，墨子强调人人都要从事生产，反对不劳而获。只有每个人都努力劳动，天下的财富才会充足，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可能安居乐业。
因此，墨子号召人们积极生产，勉力而为。他还规劝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主张实行早婚的风俗以增加劳动人口，并身体力行其强本节用的思想学说。他自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他的弟子穿的是“短褐之衣”，吃的是“藜藿之羹”。就在这样艰苦朴素的条件下，他们辛勤生产，制造了大量军用和民用器械，以至于累得腿肚子上都没有了肉，小腿上也磨去了汗毛。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说墨子“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句话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墨子的伦理思想是围绕着“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棵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
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爱的范围的广泛，要“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
为什么要兼爱？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混乱动荡、诸侯之所以穷兵黩武，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诸侯只知道关爱自己的国家，却不关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才会举全国之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家主只知道关爱自己的家族，却不关爱别人的家族，所以才会举全家之力去掠夺别的家族；人们只知道关爱自己的生命，却不关爱别人的生命，所以才会使出浑身解数去残杀他人。诸侯之间不相爱，就必然发生国与国的战争；家主之间不相爱，就必然会有族与族之间的掠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残杀；君臣之间不相爱，就必然没有恩惠和忠心；父子之间不相爱，就必然没有慈爱与孝顺；兄弟之间不相爱，就必然没有和睦与协调。
如果全天下的人都不相爱，那么，强者必然控制弱者，富者必然欺侮贫者，显贵的人必然傲视低贱的人，奸诈的人必然欺骗憨厚的人。所以，凡天下的祸患、掠夺与怨恨，都是由人们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墨子对症下药，他开出的救世良方就是“兼爱”。只要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都能做到“兼相爱”，这一切混乱与不协调都将不复存在。
墨子的“兼爱”特别强调爱要不分亲疏、不分贵贱，对一切人一律同等爱之，这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程度的爱。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出发，孔子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因此就有了近与远的距离，有了厚与薄的差异，在这过程中，关系越远表明爱的程度就越低。
《耕柱》中记载了墨子与儒家之徒巫马子的一次辩论，就突出表现了儒家这种“差等之爱”的特点。巫马子对墨子说：“我爱邹国人胜于爱越国人，爱鲁国人胜于爱邹国人，爱我家乡的人胜于爱鲁国人，爱我的家人胜于爱家乡的人，爱我的父母胜于爱我的家人，爱我自己胜于爱我的父母。这都是因为更切近自身的缘故。”
儒家的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内向外，由“爱亲”产生渐而推及“爱民”“爱众”，所维护和强化的依然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墨子则冲破了宗法血缘的藩篱，极力反对儒家这种“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别爱”，认为这样的爱必将引起“天下之大害”，从而明确提出“兼以易别”的主张。
为了推行“兼爱”思想，墨子把“兼爱”作为“天”的意志，并要求人们以“天”为最高的取法对象，这与基督教的“博爱”颇为类似。《圣经》认为，人性中有许多缺点，所以人必须以天为准则。除此之外，基督教的“博爱”也主张爱人如爱己，平等地爱一切人。
在“兼爱”的问题上，墨子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人们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其实，在阶级社会中，这种超阶级的“兼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根本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
由于历史的局限，墨子不可能意识到兼爱思想的空想性。为了增强兼爱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爱的因果律原则：关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关爱他；给别人利益的人，别人也必定给他利益；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憎恶他；残害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残害他。
只要自己本着爱的原则去对待他人，别人也一定会本着爱的原则来回报自己，爱他人是他人爱自己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天下所有人都能爱别人，那么自己自然也包含在被别人爱的范围之中，因此，“兼爱”既包含了别人，也包含了自己，也就是“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而基督教同样认为人有一种相互回报的本性，《圣经·马太福音》中写到：“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只不过基督之爱比“兼爱”更进一步要求人们以德报怨，所爱之人甚至包括仇敌和恶人，就像耶稣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与“兼相爱”紧密相联的，是墨子“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墨子经常把“兼相爱、交相利”并提，在他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兼相爱”是内在的道德情操，而“交相利”则是由这种道德情操外发出来的实际行为。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儒家是“罕言利”的，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子却既贵义又重利，坚持义利统一的观点。在这里，墨子之利，并非一己之私利，而是人民之利。在墨子看来，所谓的义就是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只有能让人民得到切实利益的行为才能算作义举。墨子认为：“圣人有爱而无利”是儒家的言论，是外人的说法，而墨家则主张“爱利”并言，即把仁、义、爱等观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在提出“兼相爱”的同时，墨子还要求人们做到“交相利”。只有人人都做到了“交相利”，才能最终实现“兼相爱”的社会理想。
墨子不仅提倡兼爱，而且带领弟子不遗余力地去实践兼爱。他以天下太平为己任，为救世而四处奔走，以致“腓无胈，胫无毛”。他的弟子为了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甚至都可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墨子的兼爱思想，尤其是墨家光辉的实践行为不仅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崇高的道德典范，而且也显示了人类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面对日益盛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倡扬墨子的兼爱理想，寻求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
“兼爱”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根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由此出发，引发出墨子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非攻。兼爱是非攻的理论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延伸。
墨子生活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国与国相争，家与家相篡，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公元前447年楚国灭亡蔡国，公元前423年韩国攻打郑国，公元前414年越国灭亡滕国，公元前412年齐国侵略鲁国……
社会在激烈的征战中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墨子真切体会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毫不犹豫地举起“非攻”大旗，强烈谴责非正义的战争。
所谓非攻，就是反对诸侯国之间、国内各家族之间的互相掠夺攻伐，倡导和平相处。墨子将春秋战国之际盛行的掠夺兼并战争称为不义之举。他举例说，如果有人到别人的果园里去偷取桃李，人们听说后就会鄙视他，官府知道后就会惩罚他，因为偷窃别人的东西就是“亏人自利”，是损人利己的不义行为；如果到别人家中偷取牛马，是比偷窃桃李更为不义的行径，因为这样会使他人受到更大的损失。顺着这条思路墨子继续推理说：大国侵略小国，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民，那不是比偷窃牛马更为不义的行为吗？
现如今，天下的士人和君子都知道偷窃别人的桃李、牛马是不义之举，却将攻伐掠夺之战当做不朽的功业；都知道杀一个人是有罪的，而战争中死伤的人又何止千万，可是人们却偏偏将其称为义举。“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这真是让人无法理喻的事啊！
墨子在从道德评价上将攻伐之战定义为不义之举后，墨子又具体分析了战争所带来的危害：
第一，战争会耽误劳动生产，劳民伤财。墨子说：“春天打仗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秋天打仗会耽误百姓收获聚藏。这样荒废了一季，百姓因饥寒而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统治者穷兵黩武，频繁起战，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而百姓长期出征在外，无法按时播种收获。长此以往，国家的粮食储备必然不足，百姓挨饿受冻就不可避免。
第二，战争使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短缺。墨子说：“即使攻打一个方圆六七里的小城，也得死伤数千乃至上万人。如果要攻打更大的国家，那么死伤一定会更加惨重。现在许多大国土地荒芜，缺少劳动力进行开垦。统治者不想办法增加人口，反而以牺牲大量士卒为代价去侵占别国的土地。”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馀也”。
第三，战争不但造成人口减少，而且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战争会造成甲、盾、矛、戟等兵器的损耗，战争所需的粮草、牛马和车辆的消耗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战后获得的战利品有时还没有自己消耗的财富多，所以说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是得不偿失的。
第四，无论对战胜国的人民还是对战败国的人民，战争都会给他们带来深重的灾难。每一次战争，受苦难最深的都是老百姓，即使是战胜国的人民也会遭受背井离乡、客死他乡或者丧失亲人的痛苦；战败国的人民更是灾难深重，他们财产被掠夺，生命被杀戮，还有许多人沦为奴隶。所以，墨子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强烈谴责侵略战争，“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墨子讲非攻，并不是说反对一切战争，他认为战争有“攻”与“诛”，即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对于像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之类的正义战争，墨子并没有任何的反对。他所反对的只是以大攻小、以强执弱的侵略战争。
在面临侵略时，墨子主张被侵略国积极防御、全民动员、奋起反抗决不束手待毙。墨子不仅在口头上谴责侵略行径，而且带领弟子亲自参与被侵略国的守城保卫战，并从中总结出积极防御战的系统理论。在当时就有“墨翟之守”“墨子善守”的术语流行，司马迁曾评价墨子“善守御”，直到今天人们还有“墨守”一说。
墨子的防御思想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城守各篇之中。我们已经知道，这十一篇文字都为墨家后学之作，是墨子传授给禽滑厘的守城之法，集中反映了墨子的防御思想和守城之术。
战备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墨子十分重视战备，他说：“备者，国之重也”。他一再强调“备粮”“备兵”“备城”的重要性：“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此外，墨子还特别强调“备虑”，即在思想上也要做好战争的准备，“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墨子还认为弱小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大国的侵略行为，“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墨子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御策略：首先是“举全城之民皆兵”，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到防守中去。
墨子还将部队的隶属关系自上而下分为士卒、伍长、什长、佰长、尉、将、帅、郡守等不同等级，严密有序，将部队合理地组织起来。其次，墨子特别强调要赏罚严明，“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对有功者要重赏，而对于不服从命令者，就要严惩直至处斩，只有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有效地指挥军队。
在兵力部署上，墨子是这样安排的：城墙上，每一步有带甲持戟士兵五人，每五步有一名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佰长。城的每一面有一名指挥官，城中为主将所在地。为了确保战场通讯顺畅，他利用烽火、树表、举旗、击鼓、口传等建立起完整的通讯系统。墨子还创制了十多种守城器械：渠谵、藉车、行栈、行楼、颉皋、长斧、长椎、长兹、距、飞冲、现、批屈等。
此外，在防御工程的修建方面，墨子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一是要加固加高城墙、挖深壕沟；二是城门要设门、闸两层，木制城门的外面包以铜铁；三是在城墙上设立观察设施，便于监视敌人。
墨子的非攻主张和反对侵略的实践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赞扬，至今仍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墨子》的“城守”各篇和与鼓吹进攻之术的《孙子兵法》，也被称作中国“古代军事学史上的双璧”。
作为一个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学派，墨子所创立的墨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学派以自己独有的学术思想与儒家相抗衡，不仅开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先河，汇入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巨流之中，为后世所吸取和改造，而且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断为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启迪，特别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的伦理思想是颇为丰富的。这里仅就墨子伦理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若干内容作些梳理。
（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的兼爱思想
“兼爱”是墨子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所谓“兼爱”就是不分人我，爱人如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为彼，犹为己也”在墨子看来，“兼”是一种公而忘私、不分彼此、爱人犹己的高尚道德品质。
（二）谴责战争、反对攻伐的非攻思想
“非攻”主张，是墨翟将“兼爱”的基本原则运用在调节国与国的关系上的体现。他谴责战争，反对攻伐他国。《墨子》《战国策》等书所记述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鲜明地体现了墨翟的这一观点。
（三）“利天下而为之”的“节用”思想
在生活观上，墨子反对儒家人际关系中的繁文缛节以及耽于佚乐、贪图辜受的贵族生活方式，以及“厚葬”“久丧"等殡仪方面的奢侈浪费，主张“节用"、“节葬”“非乐”。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墨学由先秦时期声望最高的两大“显学”之一逐渐变为几乎湮没无闻的“绝学”，但墨子的伦理思想并不因社会的发展而失去其意义，反而更加显示出人类的智慧。就墨子的“非攻”“兼爱”和“节用”的伦理思想而言，给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不少极有价值的启示。
第一，墨子的“兼爱”和“节用”思想启迪我们树立全球观念，营造和谐的国际关系是十分紧迫的。
弘扬墨子的“兼爱”和“节用”思想，应该树立的全球观念包括丰富的内容，基本方面如下：首先，共同维护人类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其次，从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坚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最后，发扬新世纪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墨子的“非攻”思想启迪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保证。
墨子的“非攻”思想则给我们今天的人类很好的教益：战争永远都是人类的灾难，能用非战争手段解决的问题，决不应诉诸武力！至于核对抗，更是人类和地球的死路！
同时，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走向繁荣的共同任务，不同制度、不同国家的人们也从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中意识到“地球村”的村民们应该用对话、合作代替对抗、斗争，而当今社会的经济交流也要求各国间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在这种形势下，“非攻”、和平与发展应该成为关系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准则和奋斗目标。在这方面，墨子的处世智慧给我们的启迪是永远不过时的。
第三，墨子的“兼爱”“非攻”和“节用”思想启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伦理观念支撑。
以“兼爱”来诠释今天市场经济下的全球伦理建构，就是强调利他与利己的统一，引“兼爱”为“兼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性原则要求全球伦理规范兼顾个体自身与他人的利益平衡，将利他与利己结合起来，通过个体的利他行为实现利己，或者在利己的同时实现利他。
只有不同民族、人群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对话，逐渐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有了坚实的道义基础和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