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时期，出身贫寒的范雎被秦始皇任命为相国，多次邀请荀子到秦国。这时，秦国已经是天下第一强国。跟齐国不同，秦国不兴私学，但精英人士纷纷入秦效力，且取得不错的功业。
秦国是周朝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诸侯国。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凡事讲实用，不喜空谈理论。秦人早期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关中。
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秦惠文王时开始称王，兼并巴蜀。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秦武王争强好胜，不幸早逝。因为没有儿子，群臣迎立秦武王异母弟、在燕国作人质的公子稷回国继位，是为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国君之一，在位期间任用白起为将军，先后战胜三晋、齐国、楚国，攻取魏国的河东郡和南阳郡、楚国的黔中郡和郢都。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当时被称为四贵的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擅权，出现了私家财富重于秦王室的局面，昭王听从魏人范雎的建议，驱逐四贵，拜范雎为相。
范雎，字叔，魏国芮城人，本是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诬陷通齐卖魏，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潜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
范雎见秦昭襄王之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主张将韩、魏、赵作为秦国兼并的主要目标，同时应该与齐国等保持良好关系，秦昭襄王拜范雎为客卿。他又提醒秦王，秦国的王权太弱，需要加强王权，秦昭襄王于是拜范雎为相。
在范雎之施政策略之中，除了为秦昭襄王夺取亲政的权力而外，也对当时在战国流行的儒法思想进行了引入。在战国后期儒家几乎不入秦国，在秦国的主流思想自商鞅而后大多为兵家和法家，因此儒家往往不喜欢到秦国，认为秦国没有儒家生存的空间。
秦昭襄王也曾经说过儒家无益于国，而范雎则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范雎作为纵横家，曾深受荀子思想的影响，对荀子仰慕已久。他上任后就向秦昭襄王推荐荀子，并多次力邀荀子入秦，想让他给秦国国政提出建议。但荀子因事务繁忙抽不出身来，未能成行。
公元前264年，齐襄王去世，受齐襄王尊崇的荀子有些失落感，便辞去了学宫的职务，带着弟子来到了秦国。秦昭襄王和相国范雎在秦宫的大厅内隆重地接待了荀子，席间他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的一席高论，受益匪浅，便请荀子多住些日子，到秦国各地考察一番，然后再进行深谈，交换彼此的看法。
于是荀子坐着马车，一路上轻车缓行，细心观察秦国的风土人情，吏治民生，荀子跟秦国的百姓、小吏、官员、朝臣都有密切接触，而且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体验。
荀子在秦国出行，没有军队净道，没有百姓围观，秦国军民各行其事，对他们视而不见。荀子主动跟他们交流，发现秦国军民都知法守法，朴素老实，奸诈之徒基本上没有。
荀子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风习俗及自然形势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秦国的社会面貌，给荀子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让荀子感受很深，他回宫后首先面见了范雎。
担任秦相的范雎问：“先生入秦国，见到了什么？”
荀子对秦国民风淳朴、吏治井然的强盛局面大为赞赏，并提出要想使国家强盛进而统一天下，还必须实行仁政，不能因为兵强海内而过分强调武力称霸。
荀子对秦国的国土和百姓评价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进入境内，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一样。
荀子对秦国的官府评价说：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
荀子对秦国的国都评价说：进入它的国都，观察那里的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
荀子对秦国的朝廷评价说：观察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
在秦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荀子放下了心中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以前在六国听闻的“暴秦”之说，纯属污蔑之词，不足为信。自己到了秦国，从下至上的观察了秦国民风、士气、官吏作风、君臣操守，荀子认为秦国的治国理民政策是最好的，其他六国的吏治民风跟秦国相比，差之远矣。
荀子最后总结说，这就是我所见到的秦国。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就类似这样。
尽管荀子对秦国的评价很高，但是荀子依然看出强国下潜藏的危机，他说：虽然如此，却仍有所畏惧啊！安闲而又治理的很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三个方面都具备了，但是它和王者的功名相衡量，那还相差得很远哩。
这是什么原因呢？荀子认为，大概是因为没有儒者吧。所以，他尖锐地指出：“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就遭到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秦昭襄王也接见了荀子，并探讨了儒学是否于人于国有用。秦昭襄王说：“儒生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与侠结合对国家、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故秦国禁武禁儒。”
荀子自然不能认同秦昭襄王的说法。他首先以周公为例，阐述了大儒的作用。他认为，大儒进则可安天下，行则能明礼义，不愧为受人景仰的圣人。
接着直接针对秦昭襄王“儒生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的观点进行回答。荀子说，儒是法先王、隆礼义的人，他们做王公则能使政治分明，信义达于四海；居穷巷，则可使民俗淳美，人人向化，所以儒者对于国家是有用的。
荀子认为，儒家礼义最恰当地体现了先王之道，它为君子所奉行。君子能使世间的一切各得其所，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恰当的。以此推之，于理有益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恰当的。
荀子认为，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贱、愚、贫。经过学习的人才能成为士、君子和圣人，可以与圣贤并列。所以君子虽无爵禄，却集中代表了至尊至富，虽隐微而名高天下。小人恰好相反。
荀子对儒家圣人进行了高度赞扬，他认为圣人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种种美德，这些美德来源于圣人对事物尽善尽美的追求。圣人集中体现了“天下之道”和“百王之道”。学习诗书礼乐，就可以得到“天下之道”，获得吉祥。
荀子还专门为秦昭襄王论述了儒的区别及其作用。他认为，儒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不论哪一种儒，只要加以任用，必有益于国，而儒以外的俗人则会亡国。
荀子非常强调师和法的重要。他认为，师和法是人们去除恶习、收束本性、不为世俗所染的重要保证，不断地向师、法学习，增加知识，就可成为圣人。反之，放纵本性、不向师法学习者，就是小人，必遭危辱。
荀子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篇，论证了儒学的重要作用，强调如果采用儒家治国，就会出现“四海之内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的景象。
尽管荀子说得头头是道，但秦昭襄王依然没有重用荀子。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依法治国，抛弃了儒家王道，形成的传统是难以撼动的。荀子在秦国看到了法家的威力，这为他以后儒法兼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秦国正忙于兼并战争，对荀子的这一套理论当然不会全盘接受。荀子在秦国观察了一个时期，见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便决定离开，在家乡赵国停了下来。
这时，齐国屡次派人邀请荀子回去主持稷下学宫的工作，荀子只好收拾行李，与弟子们匆匆回到了齐国，来到了稷下学宫，再次被推举为稷下学宫的领袖。
荀子的弟子将他在秦国的言论进行记录整理，写成了《儒效》和《强国》两篇文章，后收入到《荀子》一书中，对他的弟子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他的弟子李斯就专程去了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