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统治政权中，姜太公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周文王一系列改革维新的方针大计，都赖他制定与执行，他是武王的岳丈大人，灭商建周，完全依赖他的辅佐。牧野一战，纣王兵败自焚即是《姜太公兵书》的辉煌成就。而中国完整统一的军事哲学思想，亦是从姜太公开始的。
周公旦的“文治”与“武功”谋略，也是学自于太公而又加以发挥的，可以说，周朝的统一大业与太公的谋略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姜太公的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六韬》之中。虽然《六韬》是后人追述的著作，但这是因为古人没有著书的观念，其学说多半是以传说为基础，经后人整理加工而成的，《六韬》的精辟内容则是以姜太公军事思想为基础的。
所谓“韬”，本义是箭的套子，意指深藏不露而又非常厉害。所谓“六韬”，分别是文、武、龙、虎、豹、犬韬，其中文、武韬是太公的政治谋略思想，龙、虎、豹、犬韬是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
首先，姜太公认为“道在行仁”。他指出，天下并非君王一人所有，而是天下人所共有。这是创立天下、治理国家、巩固江山的重要谋略思想。这个谋略的确立，对那些滥施权欲、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昏君，是有制约作用的，而对稳定社会秩序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统御的奥妙在“行仁”，行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富，“不富无以为仁”。太公认为，君主要注意增强国力，如果国家不富裕，百姓就不能丰足，百姓不丰足，则难以接受礼仪教化，“礼”也就无法执行。只有把提高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策略当作优先的施政考量，方能体现统治者的仁政，反之，即是暴政。
其次，是“仁在爱民”。姜太公说：“天下是万民的天下。”他认为将天下之利，分享给天下万民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凡是想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必然会失去天下。善于领导的人，对待民众和部属，应像父母慈爱子女，兄长爱护弟妹一般；看到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应该感到哀伤，看到人民过度辛劳，应该觉得痛苦；对待人民应有爱屋及乌的同情心。
再次，是“任贤用贤”。周文王访贤到了渭水的北岸，见到姜太公在岸边悠然垂钓，走到跟前，发现钓鱼人的双眼竟是闭着的。文王问姜尚：“老人家，你钓到鱼了吗？”只见姜太公不慌不忙地说：“你为什么只问我有没有钓到鱼？这未免有点无聊，我是在想国家大事呀！钓一条鱼就高兴地不知所措，那是小人的行径，而我想钓的鱼和这类人大不相同。”姜太公心中的贤才标准是“乐得其志”的人，是遇事沉着、处事泰然，时刻不忘天下大事的人。
择人招贤，是用人谋略的一部分。选拔了人才之后，还应予以大胆任用。一天，周武王请教太公说：“国家招了不少贤才，为什么还会出现危亡的局面呢？”太公回答道：“举了贤，却没有任用，实际上只是徒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发挥任贤的作用，这样国家难免要发生危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人治的谋略思想，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团队里有多少人才，或得到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还应考虑自己能不能善用人才，能不能放心、放手让这些人才发挥所长，让每个人得以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发挥自己的才能。
第四，是“赏罚分明”。姜太公认为，治国治军的要点就是当赏则赏，当罚则罚。这是任何执政者为建立权威、收揽人心所必须采用的重要策略。在执行这个谋略时，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与自己亲近，并且是自己非常器重或喜爱的人犯了罪，你一定要惩罚；而你十分讨厌的人，若是立下了功劳，也一定要奖赏。不能以私害公，这是治国治军的第一要义。姜尚经常告诫武王：“贤君之治国，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加于无罪。”
第五，是“克己”。姜太公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统治者，对任何人与任何事，都应该恭谨，不能懈怠，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危害。处上位者应克制自己的情感、节制欲望，也就是“克己”。此一谋略思想，也适用于当今的企业和公司管理。
军事上的人文主义，姜太公的中心谋略就是“仁者无敌”。牧野战役之前，姜太公对武王说：“只要得人心，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去攻打那失道的昏王，就是不战也知道谁会胜利；贤明的君王去讨伐那不肖之徒，不用占卜也知道谁会获胜；敌人残害百姓，我们爱惜人民，即使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们的人，必然也会听从我们的指挥。”太公的预料完全正确，牧野之战开始，商兵阵前倒戈，结局与其之估量完全相符。
在兵法上，太公又十分重视谋略策划，推崇“兵不厌诈”。他认为打仗要胜在不可知，对于战争，他作了这样的描述：“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可见，战争在他眼里是一种艺术。
虽然姜太公主张兵贵变化的谋略思想，但在治军方面，太公却特别注意对士兵的训练，他认为“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在军队纪律上一点也不能马虎；行动不允许拖拖拉拉，犹豫与迟疑是临敌作战的致命伤。
在姜太公的军事谋略中，要求将帅要有统一指挥的意志和才能，一切军令，都应该由将领作出决定，在与敌人作战时，绝对不能三心二意。在他看来，坚决果断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至于军队，不管有多少人，在行动上都必须保持团结一体的最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无往不利。用太公的话说：“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乖众不可使伐人”。没有见识的将领，没有纪律的士兵，绝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如何调查研究敌情方面，姜太公主张采用全民调查，以获得准确的情报。分析情报的时候，“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分析研究情报，要全面而彻底。
军事谋略中，制定谋略与实施谋略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将帅手中。太公认为：“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识。故将者人之司令，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由此可知将帅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强将强兵强国，弱将弱兵弱国。
《六韬》一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内容奥秘精深、变化无穷、玄妙莫测，其军事谋略思想，至今仍具有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
本韬共分12篇，前11篇是文王和太公的对话，第12篇是武王和太公的对话，主要论述的是如何治国安民。
在姜太公看来，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与民共用则享有天下，独断专行则失去天下。对于“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太公认为这不是天时变化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于君主的贤明与昏庸。
作为一国之君，怎样处理政务才算适度呢？太公认为，君主应宁静而安详，温和而有节度，不能浮躁急切，要多施恩惠，谦虚谨慎，不偏不袒。听别人说话，不能轻易地许诺，也不能立即加以否决。不然，或因不能兑现诺言，而失去信用，或因而造成进言途径堵塞。君主的气质风度，要像高山一样，使人仰望而不能窥其顶峰，要像深渊一样，使人俯视而无法度其深浅。作为君主，还必须明察秋毫，天下的情况，就像百川汇聚至海洋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君主那里，君王也就能明察秋毫，不至于被蒙蔽。
治理国家，一定要挑选适当的人才，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是：给他财物，看他是否会逾越礼法；赐他显贵的爵位，观察他是否骄傲凌人；托付他重任，观察他是否一心为公；任用他处理事物，观察他是否不虚伪欺诈；把他送到危险的地方，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派他去处理复杂的事情，观察他是否有应变的能力。
姜太公认为，君主招揽了贤才，但却得不到贤才的辅佐，使得社会混乱不安，其错误在于：把世俗所称誉的人当作贤才，把世俗诋毁的人视为不肖，拉党结派的人被选用，缺少朋党的人就被淘汰；奸邪小人互相勾结，阻挡贤才受到重用；忠心耿耿的人，往往被诬毁下狱；奸臣用虚假的荣誉骗取爵位，以上种种便是造成时局混乱的根源。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韬”字又写作“弢”，原义是“弓袋”，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蕴涵，用于兵法即为秘密谋略。因此，我们不妨把《六韬》理解为六种“锦囊妙计”。实际上，人们把用兵的机谋称为“韬略”，也正是由《六韬》《三略》两部兵书衍化而来的。
关于《六韬》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问题，古今学术界说法很多。《庄子·徐无鬼》：“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崔说：“《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
成玄英《疏》文与此大同，唯《太公六韬》作《太公兵书》。按《史记·留侯世家》言张良“数以《太公兵书》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引唐李靖说：“张良所学，《六韬》《三略》是也。”《隋书·经籍志》兵家类有《太公六韬》，更明确注出：“周文王师姜望撰。”此后正统的书录大都沿用此说，即认为《六韬》是姜太公吕望所撰。
姜太公生活的时代是商末周初。相传他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当过屠夫，后来西至渭水垂钓为生，遇见一心要消灭商朝的周文王姬昌。文王死后，继位的武王尊太公为师尚父，并在其全力协助之下，于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一举完成了灭商的大业。
《六韬》凡六卷，总计60篇，每卷围绕一个中心，每篇深入阐明1～2个军事战略或战术问题。
《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李贤注：“《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其中《霸典》即《文韬》，《文师》即《武韬》。李贤注以“文论”“武论”“主将”“偏裨”“校尉”“司马”总括《六韬》各卷主题，可谓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今分述各卷篇目、内容如下；
卷一《文韬》12篇：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主要讨论战前准备和用兵原则等问题。
卷二《武韬》5篇：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主要讨论把握敌情和争取主动等问题。
卷三《龙韬》13篇：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主要讨论军事指挥和战争条件等问题。
卷四《虎韬》12篇：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主要讨论平坦地带的用兵问题。
卷五《豹韬》8篇：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主要讨论险要形势下如何用兵。
卷六《犬韬》10篇：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主要讨论军事训练与诸兵种作战要点。
概括起来看，《六韬》一书的筋脉系于一个“韬”字之上，谋略致胜的思想贯穿于每卷每篇之中。因此我们认为，《武韬·三疑》“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汉墓简书作“凡谋之道，周微为主”）8个字是应该大写的；不是写在兵家的卧室之内，而是写在自己的心上，以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永远立于先算、多算、见机而动、动则为主的不败之地。
吴如嵩先生曾经指出：《六韬》一书，“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成为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独立体系和特色的重要兵书。”
“《六韬》最精彩的内容是它的战略论。它论战略，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为孔德骐《六韬浅说》所作的序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吴先生的话是十分精辟的。
通观先秦兵书不难发现，《六韬》把前人全民皆兵、国力先行的思想，不战而胜、胜于无形的思想，上兵伐谋、以计为首的思想，择将任势、信赏必罚的思想，会心应道、行法用术的思想，利而诱之、亲而离之的思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思想，重围巧伏、机动灵活的思想，借敌资己、反客为主的思想，避实就虚、扬长抑短的思想，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思想，以逸待劳、以假乱真的思想，等等，统统融而为一，且能赋以新意。
譬如《文韬》，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先于军事、战争本乎道义的主张，进而深入探讨了收揽人心、争取民众的重要性。
《孙子·始计》：“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但并未进一步论述如何才能“令民与上同意”的问题。且看《文韬·艾师》怎样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面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就把孙子的思想做了透彻的阐述和准确的发挥。
再如《武韬》，相当系统地讲清楚了一系列大军事、大战略问题。《孙子·谋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故意善用兵者，屈人之兵的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便是孙子的“全胜论”“大兵观”。
《六韬》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武韬·发启》：“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无甲兵而胜，无冲隆而攻，无渠堑而守。（此二句依汉墓竹书）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
《武韬·顺启》：“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大理；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大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
再如《龙韬》《王翼》一篇，提出了“王者帅师，必有服肱羽翼以成威神”的主张，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司令部的建设和人员的分工职责。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鼓旗、股肱、通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凡七十二人，分别负责作战、宣传、督导、天文、地理、教练、运输、信号、工程、侦察、间谍、外交、医护、军需、统计等各方面的参谋和管理事宜，是后世军工设置规模的雏形，在世界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将》一篇，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的主张，并进而说明需以“勇智仁信忠”作为将领的必备素质；《选将》一篇，论从军事实践中选将；《立将》一篇，论立将之重；《将威》一篇，论赏罚之法：这些无不具有普遍的军事指导价值。
《阴符》《阴书》二篇关于战区秘密通信的方法，据考证，要比西方采用同样的方法早上千余年。
《军势》一篇把道家思想引入军事战争理论，重申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精神，指出：“资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
《奇兵》一篇除再次强调“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精神外，还再次强调了将才的重要：“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另外，《五音》《兵征》二篇讲到了“听声”“望气”的侦察手段，以前人们说是迷信，作者倒认为这是出神人化的境界，是连现代侦察技术都要为之努力的高超境界。
《虎韬》《豹韬》《犬韬》三卷较多地讲述了当时的具体技战术，这在今天是否就失去了借鉴意义了呢？否。如《虎韬·疾战》说：“左军疾左，右军疾右，无与敌人争道；中军迭前迭后。敌人虽众，其将可走。”这与现代战争中常见的闪电战、钳形合围阵法极其相似。如《豹韬》中《鸟云山兵》《鸟云泽兵》二篇，其阵法不但很像诸葛孔明所布“八卦阵”，而且与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的战术也是息息相通的。如《犬韬》中《战车》《战骑》《战步》三篇，详细分析了各兵种的优劣长短，这与“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古今通，精神通，披沙可以拣金。所以，千万不要把《六韬》的迷信色彩、帝王思想看得太重，而要把《六韬》的精华汲取出来，为今日之我所用，向世界范围推广。三《六韬》的价值和影响《六韬》一书的出现既然是与战国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就不能不简单谈谈战国形势。战国，顾名思义，战争的纷纭是其特征。在长达250余年的七雄争战中，打了上千仗，死了数百万人，秦国最终以其国富兵强、善于用兵而消灭了韩、赵、魏、燕、齐、楚，建立起统一的大秦王朝。
战国较之以前，军事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些新情况，归结起来约有六点：
其一，生产技术的提高为军队提供了新的武器装备。传统兵器如戈、矛、剑、戟等，原来都是用青铜器制造的，战国时期则广泛为铁制兵器所取代。铁器比起青铜器来，其强度要大得多，而其资源却要丰富得多，用铁制兵器装备军队，杀伤力无疑更大。
其二，军队扩充，组织发达，兵员增至数十万、百万以上，出现了拥有万辆以上战车的强大战争机器。
其三，兵种由以前的车战为主，发展到车、骑、步、水诸多独立的兵种。
其四，由车战的先陈后攻、先礼后兵，发展到骑步兵的突袭、迂回、分兵游击，说明战争方式和具体战术起了新的变化。
其五，战争规模加大，战线拉长，时间常常是旷日持久，结果则是由兼并到统一。
其六，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军事理论家，提出了许多新颖而实用的军事主张。《六韬》能进入为后人所推崇的兵书之林，决非偶然。
《六韬》成书于战秦汉之间，决不意味着它只能在那个时代才有效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姜太公为本谋。”司马迁之言不虚，《六韬》的确为历代名将所珍爱推崇，甚至被誉为兵家之始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所以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疑与他精研《六韬》、深思其理大有关系。项羽、刘邦作楚汉之争，终以汉胜楚亡而结束，是否与张良“数以《太公兵书》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有关呢？我看是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后汉书·何进传》载称：“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压）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12重五彩华盖，高10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9重华盖，高9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阵）。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阵）三匝而还。”由《六韬》而引出这么一场规模宏大的天子阅兵典礼来。可以想见其书的非同寻常。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在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曾叮嘱：“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学《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由此可知，用兵如神的诸葛亮也经常地要从《六韬》一书中汲取营养。刘备的发迹创业与刘禅的降魏亡国，是否与学与不学《六韬》等兵书有关呢？
孔德骐先生在几年前曾写了一本《六韬浅说》，他在绪论部分指出：“《六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先秦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充实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正是由于受到《六韬》事的思想的熏陶，许多人成为一代名将。同时，由于该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又为历代帝王和政府所重视。宋代元丰年间所颁布的《武经七书》中就包括《六韬》。”《武经七书》乃是武学必读之书，可见《六韬》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历代校勘、注释、研究《六韬》的著作很多，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至今约近百种。其重要者如，唐代魏征有《太公六韬治要》，宋代何去非有《校正六韬》，明代刘寅有《六韬直解》，明代归有光、文震孟有《子牙子评点》。
另外，自16世纪开始，《六韬》一书先后传入我国近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并被大量翻译和广泛研究。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六韬》更是推崇备至，仅与之有关的著作就达40～50种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