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决战后第五天，周武王即举行开国大典，建都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史称西周。
他请来姜太公、周公、南宫适等一班重臣，商议怎样处置刚刚失败而并不甘心的殷商遗民，怎样控制刚刚取得的广大疆土，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研究的结果是，分封诸侯，将有功之臣和周室的叔伯子侄、姻亲贵戚中有才干者封到全国各地，兴邦建国，让他们治理自己的封地，向周王定期贡赋，提供军队，夹辅王室。于是，周公的儿子禽封于鲁，康叔封于卫，叔虞封于晋，召公爽封于燕，形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之势。
然而，在封纣王的儿子武庚时，姜太公和武王、周公等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武王的弟弟周公主张封武庚于商都，实行所谓“以商治商”。姜太公建议把商朝的后人杀掉，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但是武王却支持周公的意见，封武庚为商后，留居朝歌，管理殷商遗民。以防武庚作乱，他又派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对武庚进行监督，史称“三监”。姜太公见武王主意已定，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暗自担心。
武王特地征求太公意见，询问其意欲分封何地。
姜太公说：“老臣故地在山东营丘（今山东临淄），那年纣王发兵东征，差不多将营丘夷为平地，杀死了我的父母亲旅。我已经早有誓约，要在推翻商纣之后，重返家园，复我邦国。因此，老臣恳请主公封我回山东故上。”
武王非常高兴，说：“师尚父所言，正合孤意。一则，尚父去营丘可以完成当年誓愿，恢复旧邦；二则东方九夷自古以来不折侵扰中华，师尚父若去山东建国，则可尽服东方诸夷，从此可保东方太平。”遂把渤海与泰山之间的薄姑氏故地封给太公，国号为齐，都营丘。姜太公谢恩回府，打点行装，预备赴任就国。
姜太公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功劳卓越，又是武王的岳父。因此，武王特意为太公举行盛宴，欢送太公赴任。周王室成员和满朝文武大臣，全部出席，欢送宴会十分隆重热烈。酒至面红耳热之际，周武王突然拉住姜太公的手说：“师尚父为我周室兴起，东杀西闯，北战南征，功居第一。明日尚父即将赴任山东，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寡人实在不舍你走啊！”说着，竟热泪盈眶。
当时，周武王已经60多岁，姜太公也已是100岁的高龄了。须发皆白，鹤发童颜。他见武王动了感情，也禁不住心头一酸，老泪夺眶而出，说道：“主公不必担忧，老臣虽然年迈，但早年学过养生益寿之道，还能再活它几十年。此去山东，老臣一定尽心尽力，治理齐国，成为主公的坚强后盾。”武王和周公、召公等闻言，无不为之感动流涕。
次日一早，武王和周公、召公、南宫适、武吉等文武官员一齐出动，直送姜太公于镐京以东20里的涵上，这才洒泪而别。谁知此为太公与武王之最后诀别。两年之后，武王就因病去世了。
周武王去世以后，依照嫡长继承之制，由武王的长子成王继承王位，当了天子。此时周王朝初建，各方面百废待兴，形势仍很严峻。武王的弟弟周公恐成王缺乏经验，误了国家大事，便不顾大臣们可能产生的猜忌和非议，自代成王摄政。
周公的这一举动，立刻在朝野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周公有野心，意欲取代天子之位。这消息纷纷扬扬，四处传播，越传越玄，引起了大臣和各诸侯国的不安。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监督武庚的管叔、蔡叔、霍叔同样是武王的弟弟。二叔见周公将他们远封在外地，自己却摄政称王，独揽朝中大权，心存不满。此事早被纣王的儿子武庚看在眼里，心想，要报灭国杀父之仇，此其时矣！
武庚并非等闲之辈，当年周武王封他为商后时，他曾感激零涕，表示要誓死忠于周室。周武王封他的三个弟弟来监视他，他明白周人对他很不放心，因此，他表面上装得非常忠诚老实，在“三监”面前毕躬毕敬。他每一个月都要向管、蔡、霍三叔请安问好，汇报情况，请求指示。还不时地给三叔送去金银珠宝和美女，贿赂其心。
时间一久，二叔觉得此人还挺不错，对其戒心渐失。后来竟把他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连有些心里话也向他诉说，从几年的接触中，武庚知道三叔都对周公不满，尤其是管叔，非常恨周公。
他说，当年武王分封诸侯时，周公自己不去鲁国，却让他的儿子伯禽代劳，其目的就是要留在朝中，伺机篡夺大权。他还说，周公把他和蔡、霍二叔远封于殷商故地，是由于周公怕他们弟兄三人妨碍自己的野心。
他认为，武王死后，按照文王托孤时定下的制度，王位理应归于武王的长子成王。何况成王并不年幼，完全有能力亲自处理朝中大事。周公却以成王缺乏经验为借口，自己摄政称王，企图取代天子之位，这完全违背了文王的遗愿。周室亲族应当遵从文工遗训，共同诛灭周公，还政于成王。蔡、霍二叔也同意管叔的意见。
武庚把管叔的这些话迅速传给他的亲信，让他们迅速把这些话传播到东方各国。据传，姜太公听后、都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管、蔡、霍二叔看到各诸侯国人心浮动，大家全部在咒骂周公，心中十分得意。而武庚此时乘机加紧联络殷商旧部，假言要协助二叔，以清君侧，终于发动了叛乱。管、蔡、霍三叔以为武庚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是去帮助自己讨伐周公，因此，便与他相互勾结，撑腰打气。
管叔亲自率军，这就大大助长了武庚叛乱的气焰。武庚又事先派人到东方各国进行了大量的阴谋活动，因此，响应武反叛乱的诸侯竟多达17国。一时间，周室朝野震动，连周人所居住的西土也骚动不安，马上就有波及全国之势。
在有朝廷重臣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周公力主武力平定叛乱，但王室内的一些贵族却犹疑不决，非常害怕。他们有的说东方夷人向来不安定，殷商时代，朝廷的统治就没有实际涉及到那里，所以不如派人去安抚一下，维持现状算了。有的说西周方立，财力物力人力不充足，劳师远征恐怕会招致失败。还有一些人听信了谣言，怀疑周公是想借东征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为自己篡夺大权进行准备。
周公明了，局面持续将不可收拾。于是，其他立即给远在山东的姜太公写了一封秘信，命心腹火速送往齐国。他在信中深刻分析了目前的严峻形势，推心置腹地陈述了他为什么要摄政称王，衷心地希望姜太公顾全大局，帮助他力挽狂澜，全力维护文王、成王和太公等奋斗一生打下的万里江山。他在信中还授命姜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隶，五侯九伯，均可征伐。”
姜太公看罢周公的秘信，被周公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忠心报国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立即认识到自己以前对周公的怀疑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他还接到女儿邑姜（武王之妻）的来信。
邑姜对他说：周公称王摄政以来，治国兢兢业业，深怕失掉天下贤人。如有贤人前来投奔，即使正在沐浴，也要用手握着正在盥洗的头发立刻接见；即使正在吃饭，也要立刻放下筷子接见来访的贤士。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周公摄政，纯粹为西周江山而非天子之地。成王得了一次大病，几乎病死，周公写了一篇祷词，向上天祈祷，愿意以自己的死换取成王的生。这足以证明周公是衷心维护成王的。成王虽然并不年幼，但的确缺乏治国的经验。在当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周公如果不出来支撑这危难局面，周朝就会发生更大的灾难。因此，她劝父亲助周公平乱。
在这危急关头，姜太公当即立断，发倾国人马，迅速出兵平乱。他一方面派大将吕豹、吕虎领精兵1万，去平定徐、奄等邦国的叛乱；另一方面，决定亲自率领两万精兵南下，协助周公平息武庚和东南门国的叛乱。他把自己的计划写信告知了周公，并且建议周公率领大军东征，趁这次机会，彻底征服东南叛邦，使西周江山永固。
周公收到姜太公的信后，神情振奋。他立即把太公的意见向王室成员作了传达，使那些动摇害怕的贵族增强了信心。周公采纳了太公的意见，亲率5万大军东征，并且以天子的身份作了《大浩》，鼓舞将士士气。他东征路过楚国时，亲自说服了楚人不要参与叛乱。周公和姜太公从两翼协同作战，使军威进一步大振。
姜太公虽年纪已大，但仍能驰骋疆场，与周公形成犄角之势，奋力剿灭东南一带的叛匪。经过整整三年时间的艰苦征战，终于彻底平复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此次平叛先后扫灭东南方的叛国50个，战争规模远远大于武王代纣。叛乱首犯武庚和管叔被周公诛杀，蔡叔、霍叔被流放，关东诸国彻底被征服。经过这次战争，西周才真正征服了关东，从而使周朝在全国的统治得以巩固。
叛乱平息后，姜太公又回到封地齐，继续他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他制定了“大农、大工、大商”的政策，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将农人组织起来，聚居一方，互相合作，垦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使粮食渐渐得到充足；把工匠们组织起来，聚居一方，互相协作，打造各种用具什物，使人民得到满足；将商贩们组织起来，聚居一方，开设集市，互通有无，使财货得到繁荣。农业“什一而税”，减轻农人的负担，鼓励农业生产。
姜太公自己称这三项事业为治国的“三宝”。并且此“三宝”，只能由国君一人独掌，不能交给他人去管。因此，不到三年功夫，就使齐国得到大治。消息传到镐京，代成王摄政的周公听说姜太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齐地治理得繁荣昌盛，井井有条，大喜。他无限感慨地说：“太公真是老当益壮，盖世无双也。”
姜尚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目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为此，他“修道术，尊贤智，尚有功”，前后仅用五个月的时间，便报政（述职）于周公。这充分表现了吕尚的惊人胆略和远见卓识，以及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得时勿怠的开国创业精神。
由于日尚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较多地保留了东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具有“泱泱乎大国之风”的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史记·货殖列传》在评述吕尚的治绩时写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低洼盐咸），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尽）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级至（接连而来）而辐接（如车辐条集中于车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整理衣袖前往朝拜）焉。”
吕尚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之在较长时期内一直突飞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家和地区。西周时期，齐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重要支柱，到了春秋中期，周王室衰微，齐国最先崛起，成为纵横中原、左右天下局势的“五霸”之首。直至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齐国依然脐身“七雄”行列。后世所谓“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看到了齐国发展中的前后因果和联系，诚为确评。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周公受封于商、奄之地，建立鲁国，由其子伯禽前往统治。鲁国分有祝、宗、卜、史，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是享有最高政治特权的东方大国。但伯禽受封后，三年才报政于周公。
周公问：“为何这么迟缓？”
伯禽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对照齐国的为政，饶有经验的周公当即感叹鲁国的失策，说道：“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听命于齐国）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为政不简便易行，难为民众接受）。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历史证实了周公的预见。其后，鲁国江河日下，最终远远地落后于齐国。
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对吕尚的谋略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是说，吕尚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因此，周代及后世的兵家和谋略家，皆尊他为祖师。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下令长安、洛阳和诸州为吕尚立庙，以张良等“十哲”（中国历史上十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配享。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追溢吕尚为“武成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