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朝廷对礼仪教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据《明史·礼制》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初定天下之后，便开始了官方礼制的建设，开设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
洪武元年（1368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洪武二年（1369年），诏诸儒臣修礼书。1370年，礼书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五礼为纲，而有所增益，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
在朱元璋在位的30余年间，礼臣儒士所著礼书可谓洋洋大观。纵观朱元璋的一生，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他作为领袖人物的特殊本领，也是他建立功业的基础。
朱元璋他幼时贫穷，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1368年年初，在应天府称帝，当年秋攻占大都，逐步统一全国。朱元璋在起兵之初，非常注重吸引人才，一再强调贤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认为“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朱元璋军队所到之处都贴出招贤榜，声明“贤人君子，又相从立功者，吾礼用之”。
朱元璋率领义军打下徽州时，他手下的大将邓愈便向他推荐说：“大帅您不是一向求访贤士吗？我听说，在徽州一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朱升，他住在休宁一带。此人饱览经书，非常有才气。大帅何不访求他呢？”
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立刻就带着邓愈等人前去探访朱升。通过邓愈的带路，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朱升的住处。
朱元璋下马亲自去轻叩柴门，不久，一位老人走了出来。朱元璋马上抱拳恭敬地问道：“请问，先生莫不是休宁名士朱升？”
老人打量了朱元璋一番，见他气度不凡，戎装佩剑，身边还有兵士，料定他可能是红巾军的将领，便回答道：“老朽正是朱升，不知将军尊姓大名？”
邓愈在一旁说：“这是攻克徽州的红巾军主帅朱元璋。”
朱元璋马上接道：“我本来是个平民，可是当权者欺压百姓，这才举起义旗。听说先生是有名的学士，今日特来拜访，并叩问大计。”
朱升听说站在前面的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朱元璋，不禁大为感动，连忙把朱元璋一行引进屋内。
通过与朱升谈论衣食住行，风土人情和国家大事，朱元璋发现朱升谈吐不凡，对问题的分析入木三分，而朱升也觉得朱元璋平易近人，胸有大志，颇有将帅气度，不由得觉得相见恨晚。
朱元璋问道：“以朱老先生对当今天下之势的分析，我该如何行事才好？”通过谈话，朱升已经揣度出来，朱元璋有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便沉思片刻答道：“以老朽之见，大帅想成大业，要遵循三句话，那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记此三条，元帅可成大业。”朱升的意思是说，第一要巩固后方打好根基；第二要发展生产增强财力；第三要缩小目标等待时机。
朱元璋听了，连声赞谢说：“先生立言警策，重如泰山！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积有食粮，讳露锋芒，勿早树敌！先生见识宏远！”
朱元璋回去之后，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三句话作为建立基业的基本方略。他推行屯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振兴农业；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防止豪强兼并，建立起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获得了民心民意。
后来朱元璋做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他不忘朱升的功劳，请他去朝中做臣。因为朱升年老，朱元璋还免去了朱升每天上朝的跪拜礼节，对他关怀备至。
朱元璋还听说浙江有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位名士，于是，立即派人带着金银财礼和聘书去请。刘基等四人到达后，朱元璋亲自赐座召见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十分谦恭诚挚。
朱元璋发现这四个人确实才识过人，当即重用：刘基留在身边谋划，宋濂任命为江西一带儒学提举司的提举，章溢、叶琛为营田司佥事，四人各显所长，成为明代的开国元勋。
朱元璋广招人才，不但许多名士被招到身边，而且“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因为他本人也是“崛起布衣”，搜罗人才很有成效，武有徐达、常遇春，文有胡惟庸、刘基、宋濂。
为了得到人才，朱元璋宽大为怀，盘算过元代内部的有用人才，千方百计收为己用，宣布“不以前过为过”的政策，大力招纳前朝人士，对为元代朝廷效过力的人概不追查，量才使用。
张昶（chǎng）在元代是重臣，精于典章制度，朱元璋招来任命他为行中书省都事，向人得意地说：“元代送一大批贤人与我，你们可以和他们讨论。”
郭云是元代的武将，忠于元王朝，曾经力抗朱元璋。徐达率领军队扫荡中原时，其他州县望风瓦解，唯有郭云不降。徐达后来抓住郭云，郭云破口斥骂，但求一死。徐达把郭云押到南京，朱元璋赞扬郭云的骨气，立即放了他。
因为郭云是武将，朱元璋觉得让他马上反戈会伤他感情，便命他为溧水知县，不久提升他为南阳卫指挥佥事，仍任武职。
秦从龙是元代江南台侍御史，很有名声，战乱时弃官隐居镇江。朱元璋早留心此人，在徐达率军进攻镇江前就交代说：“镇江有一个叫秦从龙的，才气老成，入城应该替我寻访他。”
徐达访到后，朱元璋立即派侄子朱文正带金子火速聘请，朱元璋亲自出门迎接，称呼先生而不称呼名字，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