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中国内忧外患，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中日战争均以清政府屈辱战败而告终。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灾，因此，变法图强成为心怀天下的志士仁人新的使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黄宾虹勇敢地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中。
甲午战争的前一年，黄宾虹30岁。根据孔子有关君子立身修德的说法，三十而立，30岁必须对安身立命这样生死系之的大问题作出一个决定，立定一生的志向。
这一年黄宾虹正式宣布放弃举业，不再走皓首穷经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老路，决定用力垦荒，事金石书画。大约也在这一年，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予向。“予”是“我”的意思，“向”是两位古人。
一位是东汉隐士向子平，把子女嫁娶的事了结之后，即入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另一位是明代遗民画家恽向，其画华滋深厚，得董巨之正传，最合大方家数，虽华亭、娄东、虞山诸贤，皆所不逮。心向往之，学之最多。
这个名字已经含有不事皇朝的意思。30岁的黄宾虹，思想中已经有了非常“危险”的念头。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款震撼了国人，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清浪潮日益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1300多名举子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马关条约》，主张变法，是即“公车上书”。
此时黄宾虹正服丧在家，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致函康有为、梁启超，阐述自己支持变法的见解。认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
就在这场救亡图存运动轰轰烈烈之际，黄宾虹在安徽贵池的一个小酒馆里结识了终生难忘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为变法而英勇献身的著名的爱国志士谭嗣同。
黄宾虹和谭嗣同是通过一个安徽老乡宁国人肖辰认识的。早在扬州的时候，黄宾虹结识了安徽老乡肖辰。肖是个廪生，其叔父早就和康有为、梁启超认识，所以肖辰也便对康、梁深有了解。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参加会试。当时因为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北洋水师兵败甲午战争，清政府只得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参加会试的1300余位举子，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之下，决定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坚决反对《马关条约》，并提出要“改变祖宗成法”。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国的“公车上书”。
此时，黄宾虹因父亲定华公去世，正在家乡歙县服丧。听到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变法的消息后，他立即致信康、梁，坚决支持他们的爱国行为。
黄宾虹在扬州时，肖辰常常和他谈起康有为。肖辰通过叔父得到了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的一部分初稿，并曾把稿子拿给黄宾虹看，两人还认真细致地研究过一番。
1895年夏，谭嗣同在家乡湖南浏阳开设“算学格致馆”，打算向国人介绍西洋的科学知识。因为人力不足，谭嗣同想去上海招揽人才。此时，肖辰正在浏阳协助谭嗣同做事，立即给黄宾虹去信，约自己的好朋友在安庆和谭嗣同见面。
接信后，黄宾虹立即从歙县赶去。在与安庆隔长江相望的贵池的一家旅馆里，在肖辰的介绍下，黄宾虹结识了谭嗣同。黄宾虹之所以这么迫切地要与谭嗣同会面，是因为他对谭的改良思想非常认同，并特别赞赏谭的“革去故，鼎取新”观点。谭嗣同与黄宾虹同岁，两人见面后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便与肖辰在旅馆里要了酒菜，边吃边叙。肖辰性格内向，当时只是闷着头，一个人自顾吃酒。谭嗣同说自己肠胃不大好，不能饮酒。
三个人的话题从时政开始。黄宾虹说：“目下各国列强都在盯着我们，意欲瓜分，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应该对着他们伸出我们的铁拳才对……”
谭嗣同没有马上回答，只是静听不语。黄还以为谭不想与自己说话，自己也觉得说得太多，有些不好意思，便不开口了。没想到，吃过饭后，谭嗣同霍地站起来，发起了宏论，而且越说嗓门儿越大，越说表情越激愤。
谭嗣同大声说：“宾虹说要把我们的拳头伸出去，这话不错，可是现在的情形是这只手的五个指头都合不拢，哪有力量去打呢？清政府之所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李鸿章起了很坏的作用，他的卖国行径应该受到国人的严惩！再说，还有清廷的一帮老顽固派，只知道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这也是中国受欺侮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治三年，有大臣奏请皇上设立西学，结果就有人上疏反对，胡说什么天下这么大，又不缺少人才，何必要把西方人请来做老师？这就是顽固派的论点。我们国家是大，可是只知道大，就是不向别人学习，人才又怎么能出得来呢？西学东传，势在必行，想阻拦也阻拦不住。以后我们国家发达了，东学照样可以西传。科学是取之于天地之间，用之于普天之下的。西人既然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像上疏的顽固派之流，实际就是一堆废物。我国图强的根本之路在变法，如果不变，则无以利天下……”
不知不觉已是初更，三个人吃了点夜宵，谭嗣同又把自己的《莽苍苍斋诗草》拿出来诵读一番。之后，他们又谈到了妇女的缠足问题。谭不无风趣地说：“国要开关，妇女就要放足，只要开关、放足，我国就不能不强。”
黄宾虹后来才知道，谭嗣同早就和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戒缠足会”，并且定了二十条章程，还像模像样地在当时的《时务报》报馆里办公。
谭嗣同壮怀激烈，痛陈时弊，放言变法，慷慨豪侠之气，给黄宾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使黄宾虹大为感慨。
黄宾虹对谭嗣同的慷慨豪侠之气深表钦佩，后来，他几次对亲朋、学生说：“谭嗣同真是一位豪侠之士，不怕天，不怕地，见义勇为，维新爱国，可敬可佩啊！”黄宾虹感到相见恨晚，他们进行了彻夜长谈。黄宾虹内心点燃了强烈的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激情。
但是，黄宾虹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必须团结众人。贵池会晤后，黄宾虹回歙县拜访了两位清末科武举人洪佩泉、汪佐臣，说服他们利用农闲，招集乡民教练拳术。不久，黄宾虹在潭渡与洪佩泉、武秀才汪佐臣设立教场，收徒练武，驰马击剑，骈辔谈兵，纵论国事，为反清作积极准备。
黄宾虹正在准备到格致馆工作的时候，1897年，安庆敬敷书院新舍落成，郡守以高材生荐黄宾虹入院。
敬敷书院是清代安徽省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办书院。于清顺治九年由巡抚李日捐款创建。乾隆初更名为敬敷书院，咸丰年间毁于兵燹。同治初由曾国藩移建孝肃路之西，后又移建至菱湖南岸。
原本打算到格致馆工作的黄宾虹最终没有成行。虽然这次见面后黄宾虹并没有到格致馆工作，但他和谭嗣同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谭还就反对阴阳五行谶纬之说与他通信议论过。
1898年6月21日，光绪皇帝起用康有为等人，宣布“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然而，令黄宾虹没有想到的是，不到百日，慈禧太后便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六人被杀，戊戌变法最终失败。
行刑那天，刑场上聚集了上万人，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谭嗣同神色不变，他仰天长啸，大义凛然地吟道：“有心讨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快到年终时，黄宾虹才知道谭遇害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家乡，闻听噩耗，不禁失声痛哭。
黄宾虹一直认为谭嗣同对他的一生都有重要影响。据说，他还为谭嗣同的殉难默作过一首诗，但直到去世前才喃喃吟出，他身边的人只听清了其中两句：“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
1898年，黄宾虹从敬敷书院肄业。这一他购得怀德堂全部房屋，即后来的虹庐。
潭渡有一白石，形似灵芝，黄宾虹非常喜欢，于是移置到宅中的花坛里，旁植吉祥草。并名其室为“石芝阁”、“石芝室”。
然而，好景不长，戊戌变法的失败就连累到了黄宾虹。1899年春，以“维新派同谋者”罪名被告，于是离县经杭州、上海，到河南开封，被迫在外过了一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直到寒冬腊月才返回歙县。
出奔途中，黄宾虹曾作诗：“苛敛追逮谷弃农，盗由民化困穷凶。却为当道豺狼迫，狮吼空山一震聋！”以表愤懑忧国之情。
1900年春，黄宾虹出鸠江，游齐燕诸大邑。后来听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郁郁归里。途中游历黄山及九华山，赋诗写生，得画稿三十余纸，杂体诗十余首。
黄宾虹感于国事垂危，报国无门，决定从家乡做起。时值太平天国乱后，潭渡黄姓数百亩祠堂义田因庆丰堨失修、水圳断流而荒芜多年，黄宾虹便在此时经村人推选担负起了重修堨坝和管理义田的重任，约同郑缙书承办庆丰堨水利及管理农垦事务。
庆丰堨位于牌头村附近扬之河上。明洪武元年洪庆仁创建。初为木桩坝，自高兴渡头引扬之水，经桂林大街、潭石，至黄荆渡复入扬之河，灌田2000余亩，清咸丰同治年间堨坝倾圮，水圳壅塞。光绪二十年，花了1500银元未将堨坝修复。
1900年冬天，黄宾虹开始主持堨务，筹款续修。黄宾虹受领重修庆丰堰，前后长达8年。他不辞辛劳，带领民工亲历亲为，风餐露宿，朝夕督工，终将木石各壩竣工，数千亩荒芜的田滩被改造成可灌可耕能获丰收的良田，使许多农民得益。
其中有超过原来入册田亩之数的，共270多亩，是为无主之田，他不愿纳为私有，一一禀明知府知县，入册成为黄氏族中义田，预杜冒占盗卖。
从事堨务之余，黄宾虹还读书教课，并且每天对着溪山烟霭，游山玩水不暇，尽兴探索丘壑烟云之趣，写景纪游，收之囊中。
1903年，赴南京，访清凉山龚贤的扫叶楼，观赏龚氏黄山山水巨幅十帧。1904年，从事堨务之余，襄理安徽公学，又任各校教员。携弟子汪采白游歙南石耳山，作画多帧。
黄宾虹后来在《八十自叙》中记述了这段经历：“频年收获之利，计所得金，尽以购古今金石、书画，悉心研究，考其优劣，无一日之间断；寒暑皆住楼，不与世俗往来，家常盐米之事，一切委之先室洪孺人，而歙中置宇增产，井井有条，皆由内助也”。
此时，黄宾虹还担任着安徽公学教员，他一边佐理学务，一边与同道倾谈革命。1905年，该校教员陈独秀、柏文蔚等创立了“岳王会”，学习岳飞的抗金精神，志在振兴中华。
黄宾虹回到家乡，也邀集了一些青年组织“岳王会”，还常在岳营滩骑马练武，说是岳飞当年抗金经过歙县，就在丰乐河畔扎过营，有岳营滩相传至今。
这一时期，光复会和同盟会先后成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在那些年代，黄宾虹虽然忙着管理庆丰堨，但对于革命工作，却丝毫不肯放松，常往来于芜湖、南京、上海之间。
1904年，已是不惑之年的黄宾虹应友人之约来到了芜湖，在这里他又结识了一批革命志士。他们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清朝封建统治。
第二年冬天，正在新安中学堂任国文教席的黄宾虹，与许承尧、陈去病、陈鲁得等教员在歙县秘密组织了反清的黄社，以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为宗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暗中宣传革命，图谋推翻清朝统治。
黄社就设在黄宾虹的“怀德堂”后院。黄宾虹还在这里创办了敦素初等小学堂，延请当地名师任教，这是歙县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
就在黄宾虹管理着庆丰堨务又兼任新安中学堂教职同时，他又担负起了一项极为艰巨、十分危险的革命任务：私铸钱币。这一方面是为了扰乱清朝的币制，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革命经费短缺的问题。
有一天，怀德堂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姓李，年纪已不小，黄宾虹对他很客气，还安顿他住下了。
以后，老李也有些朋友来，有时挑些东西来。到了第二年冬季，来人频繁起来，有挑有抬。
不久又来了两个年轻人，看样子是徒弟，此刻老李倒活跃起来，指手画脚地做了总指挥，连黄宾虹、黄丽生都要受他调遣。
经过一段时间，黄宾虹为革命私铸终于开炉了，铜水奔流，倾入模机，下面即一个个铜元坯子落下，冷却之后，即可包裹收藏，再待印字。
事后据黄丽生透露，本来坯子出来，趁热印字，还省手续，无奈当时对光绪通宝铜元反面的那条龙的硬印还仿造不出，必须到日本翻砂，尚未寄到，只得边出坯，边等待。
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来自衙门内部的紧急消息，说私铸被告发，命令星夜拆毁机器，本人速逃。
私造钱币在清朝法律中是杀头重罪。危急之中，黄宾虹在朋友的帮助下，连夜拆埋机器，遣散工人，弃妻别儿，星夜逃走，避往上海。黄社也从此解散。
安徽光复后，安徽督军柏文蔚和都督府秘书长韩衍都电邀时在上海的黄宾虹，要他前往任职，但黄宾虹予以婉拒。
黄有文字记载：“辛亥秋，皖都督及韩思伯参军后先电召，谓‘正人君子，联翩莅止，虚左以待足下’，余谢未赴”。
韩思伯即蓍伯，为韩衍之字，有“革命奇士”之称，柏、韩两位新政府要人电报相邀，并虚左以待足下，可见偏重；还特别说到新政府人员皆正人君子，联翩莅止，然而黄宾虹却余谢未赴，可见他的去意已决。但青年时的这段经历，黄宾虹终生不忘。有同乡后学汪孝文在黄宾虹90岁时，带了一幅汪洪度的山水画到杭州让老人鉴赏，引起了老人一番回忆。
那天下午，汪孝文把带去的一个汪洪度山水小卷给他看，黄宾虹展卷默对，看得非常仔细。随后抬起头来，连连说，好！好！好！
接着，黄宾虹又说：“过去，我也有一张汪洪度的山水画，很精，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因济菊翁之急，给他了，此后就没有遇上更好的汪洪度了。”那神色似乎有点感慨。
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不知怎么又谈到了汪洪度。黄宾虹慢慢地说：“过去在潭渡，为了村里人的事，讲了些话，招致外村人的不满，便有人说我是革命党，告到省上，幸亏安庆有熟人，才把事情平息下去。后来，应朋友的邀请，去到安庆，见到抚台。此公很客气，对我说，先生是皖南名士，此行必有可看的东西带在身边。于是我给他看了两件东西，一件就是汪洪度那张画，另一件是一双玉珮。此公看了好久才说：‘玉珮第一，画第二。’我当时即举‘第一’相赠，此公却笑呵呵地说：‘还是画吧，取第二吧。’其实，我知其意，但这是乡贤手迹，我婉言谢绝了。”
黄宾虹接着说：“汪洪度不以画名，但画是上乘之作，今已罕见了。”
黄宾虹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记载，如《自述》：“及年卅，弃举业，力垦荒，被党嫌，不得已而出走。”又《潭渡黄氏先德录》：“有以‘革党’讼余省长，闻讯出门走申沪。”可惜这些记载都过于简单。
从1898年积极投入“戊戌变法”到1904年秘密组织反清“黄社”，两次参与维新革命，黄宾虹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在革命热情被惨淡现实浇灭后，他心灰意冷，非常渴望平静安宁的文人生活。于是，社会变法之门关上了，艺术变法之门慢慢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