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36年，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灵王五年。当时周王室已经开始衰微，很多诸侯都不去朝见周天子，诸侯之间为了扩大地盘，互相兼并，自此的攻战越来越厉害。
就在这一年，楚国发兵攻击徐国，徐国是一个小国，没有办法，只好向吴国求救。吴国因为在两年前，曾被楚灵王联合几个诸侯国大败于朱方，即今镇江。所以吴国为了报仇，就立即派兵救援徐国。
最终，楚国在房钟，就是现在的安徽蒙城西南这个地方被两个国家打败了。
楚灵王为了掩盖失败，不去顿军务。却下令修建宫室，造起了一座占地四十里的宫殿，名为“章华宫”，在章华宫中又建高台，台高三十仞，叫做“章华台”，又在台周围修建了大量亭台楼榭，极尽精美。建好高台后，灵王又派传臣去诸侯国召集诸侯，来庆贺落成，并从此住在章华宫中享乐起来。
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之中，在楚国的宛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一个贫苦的家庭，有个婴儿诞生了。这个范姓家族曾是圣人尧帝的后裔，范姓的始祖范武子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政治家、军事家、中军将、太傅，当时的姓氏是伊祁。在周朝衰落时，他出走到晋国为官，并取了范姓，成了六名长官之一。范姓最多的是在宋国，而作为宗主之家的宋家，无论到哪一国，都出任大夫一类的官职并成了名门。
然而，范蠡的祖父和他的父亲范蒲只是一心扑在开荒种地上，从不愿过问国家大事，全家都从事湖沼间低湿荒地的开垦。这样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便拥有了近五十公顷左右的广阔田地了。
全家再加上男女从人共二百多口，成了一个大家族。主宅有三千三百平方公尺的宅地。宅邸内建有祭祀八百年来延续下来的祖先的宗庙、主宅以及由长廊连接、供宾客使用的馆所，另有若干处院宅。
小范蠡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品学兼优。不知怎的他就弹得一手娴熟悠扬的古筝，连父母都感到惊奇。他弹的曲子热烈奔放，单听古筝曲的话，决不敢相信这充满意韵的乐声是从这个小小少年的手指间流淌出来的。
稍大一些，范蠡在家苦读了《书》《易》等书。《书》就是《尚书》，《易》就是《易经》。这两本书在孔子删定前，芜杂晦涩。书中所讲的有些东西，连范蠡的老师，就是被史界称为无名氏的蒙馆塾师庄伯先生也觉得费解，可范蠡却读得非常入神，并能说出不少道道来。这使庄伯先生非常惊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生教了众多弟子，但有陆通、庄生、范蠡就足矣。”陆通、庄生、范蠡三个人中，范蠡最小。
此后，少年范蠡在庄伯先生的私塾用心学习，家中父亲的几车书，他都读过了，有的甚至读了好几遍。范蠡觉得课堂天地太狭小了，还应到社会中去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
一天，他对着镜子，用簪子把头发束发缚起来，用缨把头顶的冠冕固定稳当，腰佩龙泉剑，足登青白靴，左瞧右瞧，很是得意。装束完毕，就像个成年人一样在宛邑寻师访友，广泛接触了解社会。
在当时，男子二十岁为弱冠之年，要行过“士冠礼”才能束冠戴。只因范蠡品学兼优，父母亲和庄伯先生不认为他举止轻浮虚妄，也就由着他的秉性发挥。
就这样，范蠡成了个英俊潇洒的少年“大人”。
公元前499年，范蠡18岁。18岁的范蠡，身体修长而健壮，走在白河之滨时，宝剑上的缨须和腰间青衿迎风扬起，飘逸中衬托出练达豪爽之气。
这一年，范蠡经学长陆通的引荐结识了计然。经过同计然一番交谈，两人十分投合。范蠡非常敬佩计然的学问和气质，心里油然生起相见恨晚的感觉，遂拜计然为师。
计然，越国葵丘濮上人，姓宰氏，字子文。其人颇有隐者之风，他不计名利，不谋官位，很受世人景仰。班固在其《汉书》第二十卷《古今人表》中，把自远古以来的人物按三等九级排列，九级中第一级谓之“圣人”、第二级为“仁人”、第三级为“智人”，第四级便没有专称，属于第二等即中上等。
当他具体排列时，范蠡被列于第一等第三级，即上下，属于“智人”，而把“计然”排于第二等，就整体来说，为第四级，与计然同列的还有仪封人、长沮、桀溺、丈人、何贵、楚狂接舆等人，而这些人在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中，都属于有隐逸之风的高士。特别是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也被列入此等。
范蠡之名，不仅显赫当代，而且远播后世，几乎家喻户晓。范蠡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和如此高的品德呢？除了他个人的才能之外，实得力于他的老师计然的教导和为人处世的影响。
换言之，没有计然，就不会有范蠡的政治经济成就，也不会有范蠡的高尚品德，正如范蠡自己感慨万端时所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这就是说：越国之所以能致富强和雪国耻，是采用计然之策的结果。计然之策用于治国既有如此奇效，我范蠡将用计然之策治家。
后来，事实证明，用计然之策治家，果然又有效。故范蠡之成功，实得力于其师计然。然而，二人之事迹，却一显一晦，以致人皆知有范蠡，而不知有计然。如果不是司马迁说过“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的话，则后世几乎不知有计然其人。
所幸，司马迁把计然的主张与思想概括为下面一段话，虽很简短，却为我们提供无比宝贵的思想财富。《史记·货殖列传》云：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
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从下文“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的”话来看，上述《史记》的这段记载应当包含了“计然之策七”的全部内容。
细读《史记》的这段记载，除去他以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每年的收成好坏及每六年有一次丰收、每六年有一次干旱、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等带有迷信色彩的说法之外，单讲如何发展国家经济、如何平抑物价、如何使农业与工商并重，和如何重视资金周转等等，就占了好几条。
因此，计然的策略思想与主张，既是国家发展生产与繁荣社会经济的治国之道，又是经营工商业者的致富之道。故能施之于越国而使越国富强，又能使范蠡“用之家”，而“三致千金”。
师从计然，对新学问的系统化学习和对原先学得的那些杂乱知识的梳理，使范蠡的学识更丰富广博，思想更博大精深，看问题的眼光更敏锐独到！
三年后，范蠡终于学成出师，此时的他，博学多才，胸藏治国安邦之策，有“圣贤之明”。辞别恩师后，范蠡回到了家乡，静观时变，渴望得遇明主，一展满腹才华，建立一番不朽的功业！
范蠡首先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楚、吴、越三国大势：
吴和越两个诸侯国相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吕氏春秋·知化篇》云：“夫吴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
又《吴越春秋》卷五载：“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越绝书》卷七记范蠡云：“吴越两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越两个诸侯国就这样地域相接，语音相同，他们有许多经济文化的往来，但是为了争夺经济利益和生存空间，又常常发生战争和冲突。吴、越二国皆想把对方消灭、吞并。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是吴越战争的根本原因。
吴越战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北方霸主国的拉拢、挑拨和利用。春秋时期，晋、楚两大诸侯国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争霸战争。他们各自拉拢一些诸侯小国，形成较稳定的同盟集团，以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楚国在楚庄王时期，楚大夫申公巫臣携美女夏姬逃出楚国，投奔晋国。晋人把邢地封给巫臣，并封巫臣为晋国的邢大夫。楚国大臣子重、子反听到这个消息后，诛尽了巫臣全族，巫臣听说楚大臣诛杀自己全族，非常愤怒。
巫臣为了报复楚国，为晋出使吴国，扶植楚国背后的吴国，教吴乘车，教吴战阵，教以叛楚。巫臣还把自己的儿子留在吴国，做吴的行人（即管理外交的官员）。吴国掌握了先进的战争知识和军事技术，开始进攻楚国，伐楚的属国巢、徐等，属于楚国蛮夷小国，吴全部都攻灭了。楚令尹子重、司马子反一年之中疲于奔命，应战不暇，吴国则在与楚国的对决中崛起了。
楚平王时期，平王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杀害了太子建之师伍奢及其子伍尚。伍奢的另一子伍员，即伍子胥也逃奔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即位后，伍子胥成为其亲信大臣。伍子胥又向吴王推荐了在楚遭难的郤宛的孙子伯嚭和齐人孙武。他们这些人把伐楚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
《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王阖闾问伍员：“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吴王阖闾问伍员：“现在伐楚怎么样呢？”伍员说：“楚国执政的人多而相互不和，没有人肯承担责任。如果组建三支军队去骚扰他们，一支军队到那儿，他们必然全都出动迎战。他们出兵我们就撤退，他们撤退我们就进军，楚军必然疲于道路。多次骚扰他们使他们疲劳，通过多种方法使他们失误，他们疲劳后我们再让三军接着进攻，一定能获大胜。”
阖庐听从了伍员的话，楚国从此开始困苦劳累。
当吴国有计划地进攻楚国之时，楚国开始扶持吴国背后的越国，拉拢越国作为自己的同盟，共同对付吴国。公元前515年，楚平王之子轸即位，是为楚昭王，楚昭王娶越女为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联合越国，乃楚之国策。
此时范蠡，因为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文种当时是楚国宛令，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县令，他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找到。
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
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
于是，文种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文种是一片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
过了一会儿，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逃吴国的伍员（即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
范蠡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仇邦”，犯不着为伍员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
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越国地跨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部分地区，北面与吴国相邻，由拟姓所建，相传其始祖是夏少康的庶子无余，国都在会稽，即今浙江省绍兴东南一带。
范蠡、文种来到越国时，越国正处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先是春秋四大强国，即齐国、楚国、晋国和秦国相继称霸，它们互相争雄对峙，彼此结盟交争，离合无常，关系复杂。
随后，地处东南的吴国和越国相继崛起，而以吴国势力尤盛。两国又各自与中原强国联结，互相冲突，而越国势弱，常处于下风。为此，二人入越，立即受到越王允常的重用，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主要从事政治、军事谋划，文种主要从事治国内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