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大海，浩渺无边，带给勤劳智慧的人们无限可能。范蠡让家人带上可用的东西，乘船沿东海继续北上。他并不是盲目航行，而是早就确定了下一站的目的地，范蠡要去的地方名叫“陶”邑，这是他在以往做生意就曾经留意的地方。陶地位于黄河较上游的西南面，距薄姑直线距离160公里，距山东省要冲、省会所在地济南以南约60公里的地方。
陶这地方地形上有些特殊，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五省这块中国大平原的中间部分，而唯独这里却是个山岳地带，又处山东省的中间。它还临近标高1532米的泰山，正处于火山带，因而是个有各种矿产的地方。范蠡还在齐国从事盐业贸易时便来过济南和这里，作过一些初步的调查。
当时他踏入陶的第一步便惊奇地发现有股刺鼻的变质蛋味飘散，知道这里是硫的产地；另一点则是街道上不少建筑都涂有朱红色。朱红这种颜色从古至今都是中国人最为喜欢的，多涂在宫殿、栏杆等上面，而且从陶这地名也可知它生产陶器，即用辰砂加工制造出低温烧制的无釉陶器。
范蠡看中的则是其中的辰砂。后世又因它是硫和汞的化合物即硫化汞，逐渐称为朱砂、丹砂。
范蠡自从在这里见到颇多涂有朱红色的建筑之后便着手开发这种矿物资源，再大量生产天然的辰砂。它分为红色和黑色两种，既不耐光更不耐热，然而易碎而且在水中可沉淀，因而不难收集作为涂料原料的辰砂微粒。范蠡在这里悠然度过一段时光，同当地人熟悉之后，便同一家人又着手中的事业了。
他大力倾注的是朱砂的生产加工。当时他已成为超一流的事业家，其生产规模也颇大，而且陶又在同一个齐国之内，因而曾拜为宰相的鸱夷子皮这名声有绝对的信用，一声招募工人的号召马上便会有几百人前来。
他这一事业仍由采用矿工及其培训开始。选出一些熟练的矿工充任带头人，让他们去寻找有火山以及温泉气味很强的地点，因而采矿本身还较容易。下一步便是在由陶向西约四十五公里的黄河岸边建造工场，工场是砖瓦的，因而采用过去修齐国长城的办法便可以，建多少也并非难事。
选址所以要定在黄河岸边附近，这又是考虑到朱砂的加工生产需要大量的水，而且还要考虑以后的贸易和运输，届时仍需使用那种出入方便的平底船只，至于装朱砂的陶瓮则完全可使用当地的产品。这样剩下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采掘出来的辰砂矿运到黄河岸边的工场了。
为使这项运送矿石的工作较为方便可行，他设计了一种能在轻便轨道上移动的手推车。在这里他又运用了过去在越国制造坚固的小型战车的思路，让这种箱型的车体在事先已做好凹槽的硬木轨道上移动，而且矿石只要不过载还不至于脱轨。
历史进入近代曾出现过人坐在车箱里用马拖引的那种马车铁轨，但范蠡当时并未依靠马力而是利用杠杆，靠手动使之向前移动而且在往返有90公里的路程上循环。朱砂的交易对象主要不是需要食用盐那种有粮仓的城市，而是选择正在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国家。这首先便是向魏、秦一类的新兴国家输出，因为那里正在大兴木土营建宫殿、离宫以及高耸的塔等一些豪华的建筑，作为交换运回来的则是粮食或货币。
朱砂在今天可用在朱红印泥、漆器、绘画颜料及橡胶等上面，用途相当广，然而辰砂本身是种有毒的矿产。范蠡注意到了这点，在生产过程中先挖好大型的人工池，将废液排入使之自然蒸发，避免直接排入黄河使鱼类中毒。劳动方法也采用每隔一日的轮班制而且还采用了流水作业以提高工作效率。
从山上开采出的原矿先堆积到若干个暂时存放处，然后装入轻型小推车运到黄河岸边的工场里。在这里先经一批人碎矿再由另一批人细碎成砂状，装入桶内浸水以便沉淀下来。经一段时间之后桶底便沉积下可作涂料用的原料细粒了，将杂质和水排掉做成朱砂。
最后阶段再加入些海藻一类的东西使之充分混合炼制成糊状，炼制越充分，质量也越好，而且还可制成浓度大的优质品。装朱砂用的陶瓮一般可达五十支一升瓶量的容量，装好后便可等待装船运出。这种陶瓮毕竟相当大，因而场址选在便于船运的黄河岸边可说很是明智。
其实朱砂的生产并非自范蠡始，然而从事大量生产确又是由他首创。在产地上湖南的辰州最为知名，但渤海一带以及安徽省内也都有辰州这地名，这说明在这些地方也都可开采辰砂并加工成朱砂来。
若说当时已有先见之明或也未必，然而随时代的演变，朱砂的需求却是一味的增长。进入一世纪后，随佛教的兴盛并传入中国，寺院、大伽蓝等的营建也开始了，因而更需大量的朱砂。不仅如此，佛教绘画、佛教美术以及朱墨等里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繁荣昌盛长达三百年又无战乱的唐朝大兴土木本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朱砂的生产也顺应形势成了一大产业。
范蠡来到陶后着手的朱砂生产，一经上了轨道便又着手了另一项事业，即研究火药，虽然仅只是研究阶段。辰砂中含有硫，点火后会冒出蓝烟燃烧，这点像范蠡这类聪慧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当楚吴越相互敌对的年代，一些优秀的战术家往往用火攻计来大量杀伤对方，但当时仅采用干柴浇油这种颇为原始的方法。范蠡这位出类拔萃的战术家能想到以硫为主要原料来制造战时可使用的火药，这其实也并非不可思议。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籍里无法找到谁人、何时发明的火药，然而从其首次使用的年代以及具备其生产条件的地域来看，说此人便是范蠡恐怕也不能说是凭空臆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过他精心研制出来，后世称为黑色炸药的这种东西是由硝石百分之七十、硫百分之十五、炭末百分之十五组成的混合物。只是它的爆炸力弱且烟多，同现在使用的烟火相差无几。
尽管如此，用它来制造的地雷一旦爆炸，威力虽不很大却会给敌方难以估量的恐怖感，会是种极大的威慑力。将火药填入细口径孔里引拉导火索使之爆炸这似乎在《三国志》里已有所记述，远在227年孔明施巧计将魏国的司马仲达诱入葫芦谷内，想用地雷置之死地的便是这类例子。这可说是首次使用火药。
范蠡就这样在陶地完全安顿了下来。当时在吴、越以南的一些国度均被视之为尚未开化，即所谓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而陶可说正处于中国的正中央，即处于物资运输的要冲地带，因此从事贸易自然也非常之方便。仅仅数年之内范蠡的资产已超越亿这个庞大的数字，越王勾践世家中则称为“万万”。于是人们便因他以生产朱砂起家而称他为陶朱公或陶朱了。
在朱公声名鹊起时，次子襄已成长为壮年，一天兴之所至便去了楚国游历，随意到一家酒楼饮酒进食，这时当地一年轻人竟无端向他寻衅。可能是因为对他一副阔少的傲慢态度看不顺眼，因为人一旦有钱对店里点菜要酒也会颐指气使起来，而次子襄的为人又偏巧不是那种对寻衅置之不理、走人算数的性格。
你一言、我一语，瞬间两人便大打出手，年轻人抓起身旁一根棍棒挥动过来，襄自然不会示弱，抄起顶门杠一类相当坚硬的大棒同他对打。可能打到头上的一击相当重，只见那年轻人身子一晃便整个摔倒在地。
听到一声惨叫之后店主人飞奔出来，这时年轻人已是气息奄奄了。店主人大吃一惊，急忙将冷水喷到脸上，然而毫无反应，人已气绝身亡。次子襄因犯了杀人之罪关入监狱。范蠡听到这意外的消息后便在想，杀人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然而谚语中不也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富家子弟同黎民子弟毕竟还可以也可有些不同，不必在街头问斩。既然如此就该设法营救出来，便要派末子高到楚国去以便为营救铺路。
范蠡立即将千镒（一镒为320克多些）黄金藏入衣箱内装上船便准备让末子高出发了。就在这时，长子尚对其父说：“还是让我替高弟到楚国去吧！只要长子在家就应当由长子担负起管理家里事情的责任。现在襄弟触犯了法律，父亲却把我放在一旁让高弟去。这可能是因为我无能，那我也只有一死了之！”
既然长子提出如果去不成宁可自尽，其母便出来说情：“就是让末子去也无法保证次子襄能活着回来，而且长子还要自尽，这算什么呢？”
范蠡无法只得改让长子去并给幼时好友、现在楚国都的庄生写好信让长子带去，而且严肃交代说：“到了那里首先要把这笔黄金交给他，请他见机斡旋，要有礼貌，恳切托对方办事，绝不可同人争吵！”
这之后他便让长子尚出发，自己也身带数百钱币到了楚国。当时楚都郢（现湖北江陵县西北）的有关船运业并不见有详细记载，但总会从黄河进入运河，在长江汇合后再沿江上溯很长一段距离，总之距陶总有一千数百公里，估计要一百多天才能到达。
长子到了楚都，知道了庄生家坐落在离城郭很近的郊区，门前藜藿丛生，边走边向两边分开才来到大门前。进到室内，居室竟显得很是寒酸，很易使人联想住在这种地方的主人是否会有什么权势。但长子还是将范蠡的书信转交给他并遵嘱将带来的黄金也一并交了出来。
待庄生看过信了解了来意之后便对长子说：“你要尽快离开这里，切勿在这一带走动，即便你弟弟给释放出来也绝不要问其原因。”长子对此话如何理解旁人无法而知，只是他并未再来，但也未离开楚都，而是自己携带另一笔钱款暗中又走访了楚国各路官衙的实力派，向他们行贿，另图打通门路。
至于庄生此人，住处确实是在一条相当简陋的巷子里，然而为人清正廉洁，一向享誉国中。包括楚国国王在内不少家臣都曾师从于他而颇受敬仰。正因如此，他根本未想将范蠡送来的费用据为己有，只是想在受托事办成之后便完璧归赵，作为自己一贯坚持信义的佐证。
还在长子尚刚把这笔款交给他时，便严肃对其妻子说：“这是范蠡先生送来的，不要因为把它放到家里便显得坐卧不安，心神不定，待事成之后还要奉还给他，绝不要动用！”
然而，长子尚毕竟未能理解庄生这番苦心。他认为在营救其弟方面他难以依靠。但庄生确实在办这件事，一天他终于找到机会拜见楚王并说：“臣下每夜观看星辰，发现有颗莫名其妙的黄色星长期停留在中天北方向东的一角，估计楚国不久将有厄运降临。”
当时，天文学已有相当的发展，发现所谓属于自己的一颗星如果漂流则会认为自己的死期已临近。或对收成的丰歉进行占卜时如出现凶兆，则要向神灵祷告避免灾难。
楚王对庄生极为信任，因此当他听后便不安地问道：“该采取些什么对策才好呢？”庄生便说：“要消灾也只有靠楚王的德政了。”
“好的，先生。我们马上就付诸实施，你无需担心。”于是楚王便让手下人把装有金、银、铜三种货币的金库加了封。这时一名曾收受了长子尚贿赂的高官见此大吃一惊，便告诉了尚并说：
“尚君，近期内看来就要大赦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国王每次大赦前都要先封三个金库。昨夜国王便派了使臣去封印，全城都在谈论这个消息。长子尚便想到既然要大赦了，二弟襄自然可以出狱，那又何必将那样一大笔款白白送给庄生？真是做了件傻事！他急不可耐地飞快来到庄生家里要求见面。庄生见到长子尚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指责说：“你怎么还没有回去？”
“确是如此，我就是为营救舍弟才来到这里。近期朝廷就要下大赦令了。他自然也在赦免范围，因此才到您这里来告辞的。”
庄生看出长子尚再次前来，无非是想将放在自己这里的那笔钱取回去，只此而已，便大声说：“你自己进里面把钱款拿走好了。”
于是长子大模大样地闯进放那笔款的房间抬出箱子，内心里还自以为做得非常漂亮，笑嘻嘻地离开了庄生家。庄生非常恼火，立即入朝求见楚王并说：“前几日臣下曾向大王禀告说有煞星在莫名其妙地移动，大王马上便向臣下说要施德政。今天走在街上行人却口口声声地传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一种非常可恶的流言蜚语在散布，内容是说：陶地的富豪朱公的次子襄在我们都城杀了人被投入监狱。然而朱公却利用手中的金钱向楚王身边的重臣大肆行贿，结果大王便发布了大赦令。因此大王此令只是为营救朱公的次子而已，而不是在怜悯楚国的黎民百姓。”楚王听后大怒不已说：“我怎样无德，也不至于只为一个朱公的儿子而发布大赦令的吧！”
这样一来真是万事休矣，楚王立即对监禁在狱中的次子襄判了死刑罪，而在次日再发布大赦令。范蠡的长子这回只有抱着其二弟的遗骸返回陶的份了。
回到家里范蠡的妻子和邻居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各个顿足捶胸，悲痛欲绝。只是范蠡苦涩着脸，目无表情地过了好一阵才说：
“我原已估计到长子尚最后必将使其弟死于非命的。自然这决不是说他未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营救，然而他面对千金毕竟难以做到豁达大度，也想不开。都知道他长时间和我生活在一起，在逐渐的成长过程中知道一些生活的艰辛，因而即使在必要时，也难具备弃千金如敝屣的豪爽气量。相反末子高自出生便只看到我积累的这笔巨富，每天或乘坐华丽的车或跨上骏马去追猎野兔，过着不愁吃穿的富足日子，自然更不可能知道财富是如何来的。因而可以毫无吝惜地轻掷千金而一无所顾。当时我所以要派他去就是考虑到他花钱如流水，绝不会吝惜重金，而长子恰恰相反，他做不到。因此便只能眼睁睁看着其弟被杀而毫无办法，这其实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如此，也就不足以悲痛了。老实说我已多日不无伤心地等待次子襄遗骸的归来。”
虽说范蠡已预料到次子必亡无疑，然而子女死于非命毕竟令父母悲伤。范蠡头上的白发日渐增多，精气神明显消失，谁都已看在眼里，也只有岁月才能逐渐淡化那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哀伤！半年、一年过去了，他才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态，也能看到他往日的笑容了。
这时，他又回顾了逝如流水的过去岁月。自从涉足越国重要的国家大事以来确实也太过于繁忙了。随后又勿匆移居齐国，继而着手制盐业，梦中又常常想到要生产朱砂。一身扑在工作上已近三十年，这期间根本未曾考虑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至少也应陪一下妻子的，竟也未做到，因而子女愚冥顽不灵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将这责任统归于一己才能找到出路。
可说身为一国军师主持军务，虽也打败了强大的敌国，留下了不小的名声，但子女教育毕竟无暇顾及。来到齐国，聚积了大笔财富成了大富翁，随后又将它完全抛弃，迁移到这里来后又坐上了当地的所谓富豪的宝座并被尊崇为朱公。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他一直处于苦思之中，然而一时仍不得其解。继续这样下去吧，范蠡这名字将随自己的消失而消失。他认为生为男子汉不能夺取天下也应有所作为，这样才能留名后世，但又该留下什么呢？
终于他想到，要将自己的军事、经济的理论总结下来，流传后世，经过数年潜心著述，终于写成《计然》《商经》，堪称经典之作，它是我国经济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范蠡在当时的轰动效应，用现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叫做“范蠡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这就是，当时农业、工业、商业三者并重，各种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遍观全世界，那时能与中国相比的只有古希腊的雅典。在思想、哲学方面，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古希腊雅典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大师。
在商品经济方面，那时雅典的货币商品关系已经有显著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银钱兑换业务已经开始流行，商业资本在交换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高利贷经营也很活跃。总之，当时希腊雅典的商品货币经济相当发达，经济思想也十分活跃，产生了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色诺芬。色诺芬所著的《经济论》是古希腊第一本专门论述经济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庄园财产。这与范蠡所著的《计然》《商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巧的是，范蠡同色诺芬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说，色诺芬是以智慧出名、被称为雅典老人的苏格拉底的学生；范蠡则是创立了中国道家学派的老子的再传弟子。再譬如说色诺芬同范蠡都是军人出身，只是范蠡功成身退，离开了军界，色诺芬却是一生都在军队中度过。
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越国到齐国滨海垦荒种地，治产创业，家产达数十万后又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为在陶邑定居经商，成为亿万富豪。史学家称范蠡“不仅有治国和经商致富的理论，而且实践也获得成功，同时他能尽散其财，周济穷人，博得美名。听以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对以后中国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范蠡的经商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审贵贱”。指的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要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要从市场货物的“有余、不足”来判断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做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让它腐坏变质，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钱就是泉，使钱流动才能增值，这叫做“无息币”。
最值得注意的是范蠡“农末俱利”的经济思想。农，指农民；末，指工商业者。所谓“农末俱利”就是农民与工商业者都获得利益。范蠡认为：谷物卖出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则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
谷价如果低到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高到90就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应该强调指出，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是卓越的。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农、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做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
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的处理好谷价与其它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完全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
再一点，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卖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
范蠡还创立了农业经济循环学说等。
以上简要叙述表明，范蠡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光辉是耀眼夺目的。在世界上如此，那么，在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国又如何呢？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就数春秋、战国时期了，所以史学家“言必称先秦”。到了西汉中叶之后，经济管理思想方面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
先秦时期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有范蠡、孔子、管子、子贡、李悝、商鞅等人。由于孔子、李悝、商鞅“重农抑商”，因此他们的经济管理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和缺陷。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是三千弟子中惟一经商的富豪，但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只有一些基本理论。管子在此方面见解独到，有很大成就，但不及范蠡经济管理思想博大精深。
斗转星移，时光如流。千百年来，范蠡的经商理论被商界一致认同并运用。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范蠡的“农末俱利”思想被湮灭，即使是“平粜齐物”这一市场价格理论，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对这一理论有所发展，但有史学家认为：“平粜齐物”这种价格政策在数千年来的旧中国从未有人领会其妙用。
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后还向往着一个稳定的均衡价格水平，而不是在一定限度内实行浮动价格制度，这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均如此。
说到这里，我们对范蠡这颗二千多年前的商业巨星更是赞叹不已，对他经济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富有远见卓识感到无比钦佩。我们至今感悟着，受着他思想光辉的引领，跨越时空，去与世界和未来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