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使国家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后，明成祖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经济发展政策，通过几年的努力，成功使经济在战乱中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全国各地的仓廪充实，国富民安，而手工业方面，冶铁、铸铜、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领域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出现了许多大型的造船厂，航海技术也得到了日益先进的发展，大批航海技术人员也逐渐成熟起来。
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城市，例如南京、杭州、苏州、扬州、开封、泉州、广州、福州、宁波等等。
随着政府不断强大和稳定，明成祖开始致力于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令修建了大量的海防工事，派遣使臣出使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并在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加强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控制力。
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执政时，都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即禁止私人之间的海外贸易，不许中国海商私自出海，也不允许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一切中外物品交换活动都必须通过“朝贡”和赏赉的方式进行。
这样，明朝与海外诸国的外交、外贸关系逐渐减少甚至中断了。明成祖即位后，虽未敢明令废除海禁，但在执行中却大大地放松了。
明成祖不仅重新设立了市舶司，对诸国来华人员都采取了欢迎和友好的态度，而且准备派使者赴西洋进行外交、外贸活动。一方面要诏谕海外诸国，告知明朝政权的变化，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影响，促使海外诸国来华朝贡；另一方面，由于建文帝在城陷之日下落不明，许多人认为建文帝逃亡海外，建文帝旧臣对建文帝仍抱有幻想。成祖朱棣也想在海外查寻建文帝的下落。
这天，成祖朱棣招来著名的相面专家袁忠彻，问道：“朕意派人通西洋，你看谁最适合呢？”
袁忠彻思索了一会儿说：“依臣之见，内侍郑和可担此任。郑和不仅智勇双全，知兵习战，博辨机敏，而且出身伊斯兰教世家。西洋诸国，多信奉伊斯兰教。臣以为出使重任，非他莫属。”
成祖高兴地说：“正合朕意！来人哪，传郑和上殿！”
一会儿，郑和走进了殿门，只见他身长九尺，腰大十围，虎背熊腰，眉目分明，耳垂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
他急步走到成祖面前，跪下请安。一开口，声音洪亮，气度非凡。他早已不是当年的小三保了，已经成了成熟的内官监头领了。
“郑和，朕意让你率领船队遍访西洋各国，宣扬我大明国威，与诸国通商贸易，你意下如何？”
郑和一听愣住了，仿佛做梦一般。他又想起了家乡小河上飘的纸船儿，想起他跪在地上的祈祷。今天，他少年时代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激动极了，连连磕头谢恩，说道：“臣愿意前往，臣一定不辱使命，完成陛下交给的任务。”
成祖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好！朕命你为出使西洋船队的正使太监，命王景弘为副使太监，协同你统领舟师。一切人员、物资，悉听你的调度。”
郑和领命而去，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回到自己房间，他跪在神位前，叩谢神圣的真主，让他得遇明君，给他安上飞翔的翅膀，越过大洋，飞到早已神往的彼岸！
郑和冷静下来以后，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出使西洋诸国（当时的“西洋”，是指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国家和地区），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安危。
成祖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表明成祖和满朝文武对他的信任。然而，航程那么遥远，所到各国风土人情不同，万一出现什么差错，那可就上对不起皇帝，下无颜见父老乡亲了。
于是，郑和找来副使王景弘及侯显、李兴、朱良、周满等人，开始了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远航的首要问题就是船。要顶住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远航万里，就必须建造大船。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相当先进，制造远航巨舶已完全可能。除船体要大外，船身也要稳，还需解决水流、风向、水阻等等问题。
郑和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等沿海地区找来造船的能工巧匠共四百余人，云集在南京宝船厂，商造大船。郑和把这些人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捻匠，四厢出棕篷匠。这样分工明确细致，便于管理。
为了保证大船的质量，又从全国各地征集最好的木头，尽快运到南京宝船厂。成祖朱棣又派人从皇家庄园（选来大树数千株。这样，南京宝船厂和福建长乐太平港一起动手，日夜赶造大船。
船的问题解决了，郑和便着手挑选使团成员。出使异域，需要通事，于是找到马欢、贵信等人；出使路途遥远，人员众多，必备医官医士；路途险恶，海盗出没，军事人员不能缺少。
出使各国，礼仪赏赐，需要人掌管，必设鸿胪寺序班；庞大使团的人员粮饷，也需设专职户部郎中管理；航海技术人员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有番火长、舵工、班碇手、水手等等。
还备有船舶修造工匠，如铁锚匠、木捻匠、搭材匠若干人；一般管理人员和办事杂务人员，有带管、教谕、厨役、买办、书算手等；另外还有负责观察预报海洋气象的人员——阴阳生。这样，从领导人员到烧水的小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一布置完毕，共二万七千余人。
郑和又让人准备马匹、纻丝、瓷器等赏赐各国的物品及民间贸易用品。为了万无一失，郑和又派人实地考察了附近的海域，校正以往航线的谬误，查明暗礁险流等等。
为了便于指挥，郑和把庞大的船队排兵布阵，前呼后应。这样一切准备就绪，奏明皇帝。成祖朱棣听了龙心大悦，亲自择定吉日，诏令下西洋的使团开船。
郑和下西洋所处的时代，正值明初的“永乐盛世”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在他的统治之下，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局面。
朱棣还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国家对外政策，采取了对外开放、稳定周边的策略，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对外政策指导下的实际举措。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统治者从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出发做出的重大抉择。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发生于15世纪上半叶，这与唐宋以前我国海外交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我国海外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有着必然而密切的联系。
唐宋以后，随着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日益发达，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上的进步，造船工郑和船队使用过的罗盘的成熟，尤其是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事业，为发展海外交通提供了技术保证。尤其是南宋以后，陆海交通比重发生变化，中西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海路交通则空前活跃。
元朝时，政府在泉州、广州、温州、杭州、庆元、上海、澉浦等七个港口设置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对外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宋元时期，中国通过南洋地区、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地区的海路已经畅通，往来商船频繁，这些都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元末连年战乱，国内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即位后，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上采取了若干卓有成效的措施。
奖励垦荒与实行屯田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明初统治者下令各地流亡民众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又下令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当时全国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屯田总额达到六十余万顷，粮食产量增长迅速。
政府还鼓励种植桑棉，规定全国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种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加倍。凡不种桑者，要交纳绢一匹；不种麻者，交纳麻布一匹；不种棉者，交纳棉布一匹。明政府重视兴修水利，朱元璋命所在官吏陈奏有关水利事宜，并派官员分赴全国各地，乘农民农隙之时督修水利。
明成祖时继续兴修水利，如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使苏、松农田大得其利；工部尚书宋礼督开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并且建闸调节水量，不仅沟通了南北大运河，而且使许多农田获得灌溉之利。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朱元璋恢复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措施，这样明成祖时期在朱元璋恢复生产的基础上，使明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松江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
矿业、冶炼业、造船业兴旺发达，出现了经济空前的繁荣。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是以国内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如此大规模的海外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明朝初期，朱元璋和朱棣针对国内外形势制定了一系列相对开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明成祖朱棣更加重视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积极推行睦邻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中外友好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
在元末战乱之后，海路的阻塞导致各国朝贡中断，中外联系减弱，明朝在海外诸国中的影响与权威大大降低。为了改变这种不利情况，扩大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明成祖朱棣决心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建立起一种影响广泛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除了坚持“厚往薄来”的精神外，朱棣还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恢复并正式建立了市舶司制度，“以通夷情”，“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成功地表现出明成祖要了解外国、通往海外的迫切愿望和有力措施。这对外交政策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和政策支撑。
在此基础上，郑和下西洋成为明朝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通过举办海外航海活动，和平探索、拓展领土，以及促进文化交流、贸易等方面，进一步增强了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和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为后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