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明代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成祖朱棣采取这样规模巨大的举动，肯定有着强烈的动机和迫切的政治需要。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明成祖朱棣的原因，数百年来争论纷纷，大多涉及到了皇位继承、朝贡贸易和政治外交几个方面。
一、关于皇位继承。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要派遣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可能目的是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朱棣之前以靖难之名讨伐建文帝朱允炆，却没有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对朱棣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挑战。
此时，朝中存在着很多人对建文帝存亡的猜测与议论，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为朱棣获取消息情报、稳固政权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而历史学家对此的解读也不尽相同，早期文献较少提到这一点，明末清初的文献则多次提到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这一目的，如王鸿绪等人编撰的《明史稿》。
尽管确证性的证据不够充足，但这一目的的存在性是有可能的，以朱棣的政治智慧而言，他很有可能将下西洋和寻找建文帝的踪迹结合在一起。
由于当时“传言建文帝蹈海去”，所以明成祖朱棣可能密令郑和借出使之机探访建文帝踪迹，但这只能是郑和下西洋附带的一个目的，绝非主要目的。
二、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郑和使团在出使海外过程中经常发生的贸易行为。海外西洋诸国，对明朝出产的陶瓷、丝绸等具有极大的兴趣，郑和下西洋每次所用之官船，都载运大量货品，尤其深受各国上层的欢迎，郑和船队通过这些特产交换一些中国所紧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牙和珍奇异兽等。
可见，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外贸易的作用，有时候这种活动也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但众所周知，即使有利可图，明朝时期“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仍是一桩赔本买卖。朝贡贸易的收入与明朝政府在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投入上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了。
三、政治外交。政治和外交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制定了一个对待四裔邻邦的和平交往政策，他在《皇明祖训》里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明成祖即位以后，一方面对内采取了镇压和笼络相结合的双重手段，努力稳定国内局势；另一方面需要向外邦宣谕诏书，稳固与宣扬自己的统治，从而达到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
如《郑和家谱·敕谕海外诸番条》就明确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这个目的：“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皇明祖训》中对邻国不得滥用武力的训诫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日。”
郑和下西洋作为明朝初期重要的外交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和满足明成祖的政治统治需要。派遣郑和率领大规模船队出使海外，就是要用事实向海外诸国显示中国的富强与繁荣，以满足明成祖“君主天下”、“御临万方”、“际天极地皆王臣”的虚荣心，同时也实现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威和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
所以，“耀武异域，示中国富强”以使西洋诸国来朝觐见，应该是郑和下西洋最明显的动机和最根本的目的。这一点从实际效果上也可得到验证。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他所到之处都引来了各国的瞩目和膜拜。以其第一次出使为例，郑和率领的船队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沿海等地，从而确立了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在他第四次从西洋归来时，古里、爪哇、占城、锡兰山、阿丹、苏门答腊等18个国家或地区更是派遣使者随郑和回国朝见。可见郑和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了广泛的贸易、文化及政治关系，让现有的海上贸易路线得到进一步扩展。
在郑和下西洋的前期，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航行探索未知海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以及维护明朝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而在后期，郑和的航行活动开始向南亚以西更远的海域继续航行，探索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让那些从来没有与明朝交往过的海外诸国前来朝贡，“宾服”于中国，以进一步加强中外贸易往来和国际政治影响力。
郑和的下西洋不仅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而且带动了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他所领航队伍中的人员，除了水手、商贩、翻译等职业人员之外，还有很多是儒士、文人、医生、建筑师等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些人通过旅途中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推动了科技和文化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