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同时，古代印度的医药知识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些医学知识主要以“医方明”的形式引进，它是佛教“五明”之一，主要吸收了古代印度医药的内容而成。在这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古印度医药理论对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印度吠陀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由四种元素合成，即所谓“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这种理论被称为“四大学说”，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是因为“四大”不和谐。
根据古印度医学理论，人体共有101种病。其中，“四大”各有101种，则全身共有404种病。
古印度医学理论的引入，对于中国古代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并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古代印度医药知识的传播也为东亚各国的医药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孙思邈《千金方》中对四大学说、万物是药思想、方剂和药物、养生保健等内容都进行了吸收和借鉴。
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就引用了许多印度医学的理论。如印度医学的“四大不调”学说，即地、水、风、火四种原质的不调，曰“地大增，令身沉重；水大积，涕唾乖常；火大盛，头胸壮热；风大动，气息激冲。
四大不调，各有一百一，含四百四病”，“四大说”是古代印度医学有关生理病理的一种理论。《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诊候第四》引述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
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声音。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又云：“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
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
《千金翼方》卷二十一“耆婆治恶病”载：“疾风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黄、青、白、赤、黑风‘五风’……其风合五藏，故曰五风。”孙思邈试图在医学理论方面，把印医“四大不调”学说与汉医的五脏、五行学说进行结合，这种尝试在医学史上是首次，显得十分勉强。但这种尝试，实属难能可贵，“堪称我国中外医学汇通之嚆矢”。
孙思邈十分赞赏佛教《大集经》中，古代印度医圣耆婆的“天下所有，无非是药”名言，耆婆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必须懂得“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一“药名”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所以述录药名品，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耳。”
孙思邈接受万物是药的思想，在《翼方·药录纂要》中指出：“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亦犹咎繇创律……且令后学，因事典法，触类长之无穷竭，则神农之意，从可知矣。所以述录药品名，欲令学徒，知无一物之非药耳。”这种“万物皆药”的药物学理论，指导孙思邈的临证实践，他的《千金方》吸收大量民间和外来药物，“所载药物比唐代官修《新修本草》多有680种，丰富和扩大了药物的品种”。
并且，也影响了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卷三十八《服器部》中，就提出天下无一物不可以为药的思想和观点。他说：“敝惟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这也是《本草纲目》内容十分丰富的一个客观因素。
伴随佛教传入的域外药方，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对外来医学吸收得最多的，还要算是方剂和药物。有记载的古印度名医，“耆婆”方就达十余首。如耆婆汤、耆婆丸、耆婆治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等，还记载了耆婆治恶病方。
有阿魏雷丸散方、甘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酒法、浸汤方、矾石酿酒方、盐曲方、补酒方、内酿法方等，另外，还收集了阿伽陀园（也是天竺用药）“阿伽陀丸”、“服菖蒲方”、“耆婆汤”等。
孙思邈对它们的主治和临床使用等进行了论述，并将它们完全中医术语化，这些外来方剂的共同特点，是所用药物大多外地所产，这种把古印度药物与中药相结合，共同适用于方剂之中治疗疾病，使外来药物中医药化的尝试，丰富了中国方剂学内容，也为民国时期中西医学汇通派中坚人物张锡纯所借鉴。
外来方剂的组成原则与汉中医固有的理法方药大多不同，所以孙思邈评论说：“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虽然如此，用于救急，则“其验特异”。
因中医理论难以解释，故孙思邈以为“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亦犹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在《备急千金要方》卷12中，孙思邈为一方治多病的“通治”方、“万病”药方，专辟“万病丸散”一节，共载13方。其中“耆婆万病丸”很有代表性，竟能“治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疰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痛痹……”。
另一主治万病的芫花散，据载也出自释门。隋初，李孝隆得定州山僧惠通道人的秘传。而孙思邈则从静智道人处获得，“治一切风冷痰饮癓癖疟，万医所不治者，皆治之”，“用之大有效验”。
由上可以推知，这类万病丸散极可能传自印度等域外国家和地区，为我国中医方剂学增添了一个品类。
孙思邈重视印度医学中保健的技术和疗法。推崇古印度的“天竺国按摩术”、“杨枝揩齿法”。“天竺国按摩术”是一套以动功为主的健身方法，据说为古代印度宗教之一的“婆罗门法”。
其效用有“老人日别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后，百病除，行及奔马，补益延年。能食，眼明轻捷，不复疲乏”。《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记载了“天竺国按摩婆罗门法”的“十八势”，如洗手法、拓石法、开胸、抽筋、虎视等法，明确指出这是天竺国的婆罗门养生术，也就是瑜珈术的一个内容；坐禅养生法，须兼服正禅方，长期锻炼，“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壤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翼方·养性·服饵》），这些都是古印度瑜珈术的内容。
杨枝揩齿是古印度清洁口腔、保健牙齿的一种常用方法，在佛僧中十分流行，东汉译入的佛经中就有记载。孙思邈《千金翼方》中载有“口嚼杨枝，去口中秽气”。
《备急千金要方》则把佛教揩齿与道教叩齿并提：“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口齿即牢密。”可见，这是一种口腔卫生法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另外，《千金方》还记载了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服菖蒲方、“芪婆汤”、“芪婆酒”养生等。
孙思邈在中印医学汇通中，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和方剂的实用价值，难能可贵，对当今的中西医临床结合起到启示和借鉴作用。
孙思邈所受佛教影响，应该说主要在佛教教义对《千金方》医德和印度医学方面。《千金方》中，若无印度医学的输入，那么佛学是寥寥无几，引自最少的。
《千金方》吸收印度医学，而印度医学是建筑在佛学上，如同中国医学是建筑在道教上一样。佛教对孙思邈思想的影响远不及道教，孙思邈对佛学的造诣也远不如道学。可以说孙思邈的思想，还是以道教为主体。八、中国道教及医术的吸收八、中国道教及医术的吸收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家由春秋时期老子所创，主要人物还有庄子等；战国中期的稷下学派创立精气学说，使道家学说进一步成熟。道教把老子说的“道”看作是“神异之物”，突出了“道”的超越性、绝对性、神秘性；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思想的离俗超脱精神，形成出世的心性炼养理论武斌：《中医与中国文化》。
道家的主要思想有恬淡虚无，无为而治；崇尚静柔，柔弱胜强；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对中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庄崇尚静柔的思想，成为中医学以柔顺养阴为主旨的养阴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首（九家之学，即道、儒、阴阳、法、名、墨、纵横家、杂家、农家）。
道教创建于东汉，印度佛教传入而促进了道教宗教形式的正式确立。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认为，道教渊源于原始宗教和巫术、春秋战国的“方术”、黄老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后者又是道教内外丹学的重要理论根据。道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李经纬考道教五大派：经典派形成最早，鼻祖为老子、庄子，研究经籍典奥，深求哲学玄理。其特点为参研经义哲理，考究典籍奥秘，以穷研道学玄理为目的，驰骋于文坛、哲学领域的道家学说就是这一派，可以说是真正的有水平的道教中一枝独秀的正宗队伍，至于老子也是一个与孔子一样的大学者，被东汉张道陵奉为道教祖师，尊为“太上道德真君”之后，化为一道士。
符篆派始祖张道陵，为最早与经典派分庭抗礼分门立户的一个支流，事实上也是借道教的招牌而吸收了古代巫术演化而来，是植符咒篆，禁咒祝由，斋醮祈禳，用以遣神役鬼，驱邪治病。
丹鼎派代表人物为葛玄、葛洪，修炼内功，烧炼外丹，特点是习静服气，修性摄生，烧炼丹石，以超凡入圣，超圣入神，超神入化，长生不老为目的，是医学药学界能接受，现在全世界奉为化学的开拓者。
占验派代表人物为李淳风、袁天呈，行卜筮、星相、阴阳、五行、术数、堪舆、风鉴等，特点是推究五行术数，占卜起卦，星相谶纬，用以预占祸福休咎来趋吉避凶。积善派代表人物为吕洞宾、汉钟离，积善行修桥铺路，积功累德以安民利人，自己也借此以成仙。
“道”始于老子，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它是标示宇宙本原（或本体）及其过程、规律的哲学范畴。老子认为“道”有三个主要特点：“道”无形无象；“道”无始无终；“道”不可被感知。
老子的“道”，有着多种含义：“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的“道”是属于形而上的本体论方面的内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的“道”是属于形而上的生成论方面的内容。
“道”是规范万物的规律、法则，如“道法自然”、“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道”的含义应属于自然论的内容。
“道教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神仙以济世度人为宗旨。故道教徒既信道德，又拜神仙。”
唐王朝于618年建立，隋末时期的王通曾提出过儒、释、道三教归一的思想，但此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唐高祖李渊在625年亲自前往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首要的是道教，其次为儒教，最后才是佛教。虽然唐太宗继位后仍按照道、儒、佛的次序排列三教地位，但在武则天掌政后，她尊佛抑道，改变了儒、佛、道三教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