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都听过“药王”这个外号。这个称呼，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得到其中的大气。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王和皇都是统治者专用，能够在医学上有如此成就，乃至被人成为“药王”，可见这称呼之人的实力。
药王就是孙思邈，历史传闻，他一共活了140岁，除了传说中活了800岁的彭祖，他是有记载一来最长寿的古代人。他不仅是寿命长，同时也编纂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中国古代的医学业提供了大量帮助。
但是，也正是因为孙思邈的寿命，他的年龄一直饱受质疑，有不少人对他的生平发出疑问，想要在历史的轨迹之中，将孙思邈的人生全部挖掘出来。
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
但是，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
唐太宗不仅对孙思邈的年龄和外貌惊奇，他对孙思邈的医术也非常敬佩，还曾经邀请孙思邈来帮他的妃子治病。
一天，唐太宗的妃子即将分娩，但是却迟迟为生，身子反而越来越虚弱。唐太宗急得不得了，于是对当朝宰相徐茂公说：“爱卿可知哪里还有名医，能够治好娘娘的病？”
徐茂公说：“臣认为可以邀请孙思邈，疑难杂症一经他手，即可妙手回春。”
太宗听后说：“既然如此，卿可派人速请他进宫，为娘娘除患，为朕解忧。”
徐茂公遵照太宗的吩咐，即派人火速去请孙思邈。孙思邈被召进宫中，唐太宗急忙让他给娘娘治病。由于受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限制，孙思邈难得直接望、闻、问、切。
于是，他根据太宗和宫女们对娘娘病情的叙说，让宫女将一条丝线系在娘娘的右手中指上，隔着罗帐，捏着这条线为娘娘“切脉”。根据丝线的抖动，过了片刻，孙思邈即对娘娘的疾病作出了诊断。
然后，孙思邈向太宗禀告说：“娘娘迟迟不娩，只需在中指上微刺一针即可，再吃几副汤药，娘娘的玉体就能康复。”
唐太宗欣然同意为娘娘施针，宫女们遵从孙思邈的吩咐，便将娘娘的左手扶出帐外。孙思邈手持银针，在娘娘的中指上迅速刺拨。针后不久，娘娘果真顺利分娩了。随后，孙思邈又为娘娘开了药方。娘娘服药后，精神日渐好转。不多日，居然能下床走动了。
娘娘病愈康复，太宗龙颜大悦。一日，群臣朝贺，太宗将孙思邈宣上金殿，命他执掌太医院。但是，孙思邈立志为民治病，不愿在朝做官，对太宗的任命婉言谢绝。太宗不好强留，又赏他黄金千两，绸缎百匹，金牌一面。临别时，太宗亲率文武百官，依依不舍地将孙思邈送出京城。
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允。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后怎么也应该在627年后召见的孙思邈。按传说孙思邈出生于541年的话，此时的他应该已经80多岁高龄了。
再者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二十二岁。次年，也就是公元650年改元永徽。这时高宗怎么可能邀请一百多岁高龄的孙思邈做谏议大夫？所以说传说生于541年死于682年是不成立的。据推算应该是生于570年左右，死于740年左右。
作为如此名医，他的医学造诣非常之高，根据记载，他的徒弟卢照邻曾经与他有一次关于医术的著名对话。
一次，卢照邻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名医能治愈疑难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呢？”
孙思邈的回答十分精彩，也足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他答道：“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天地不也是如此吗？”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的伟大人物。
关于孙思邈的生卒年时间，各种史料所载说法不同，纷繁杂陈、相互矛盾、疑点重重。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前后混乱大有破绽；医学文献又出错误引导；清两碑所刻内容紊乱；稗官小说和文学札记多有故弄玄虚，等等。
自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考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对孙思邈生卒的质疑后，就引起了医学界和史学界研究考证。两百余年间，学者各据史料，或依同样史料，各说各话，观点相异，医史界至今观点相异，有各种考辨。尽管现在似乎以隋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诞生，享年101岁作为定论，但内中破绽，还是俯拾即是，仍无真正的定论。
除581年为其生年外，还有从史载、碑铭、推算、考证出来的诸多说法。如据《旧唐书》，约为梁天监十年；据黄竹斋《医仙妙应孙真人传》，约为梁天监十四年；《四部总录医药编》转载清·刘毓松的《通义堂文集·千金方考》，约为梁天监十七八年（518—519）；据《大唐新语》推算，为梁大同三年；据《旧唐书》，为梁大同七年即西魏大统七年；当时中原有三国并立，即：梁大同七年时，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二年和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后为北周）。
孙思邈出生在西魏境内，书史习惯以陈为正统。据“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约为周宣帝时；据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约为560年以前；据《旧唐书》，约为隋仁寿元年等等说法，真可谓是见仁见智。
各种考辨中，以隋开皇元年和梁大同七年为两大主流之说。笔者非医史专业研究人员，谨从历史出发，在查阅大量资料后，认为梁大同七年之说，似乎更接近事实。
考证孙思邈生年者，历来多以旧新两《唐书》中的孙思邈传为依据，从正统的史料出发，对两《唐书》本传史料的矛盾失误之处，则以各种推测以圆其说。学者主要依据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关于孙思邈的记载而展开研究，记载如下。
“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西魏大将军独孤信“美容仪，善骑射”，年轻时有美称“独孤郎”，曾任大都督、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等职，在关中等地活动了许多年。孙思邈因聪颖过人，在乡里颇有影响，独孤信将军借机会见孙思邈。通过问答，独孤信见其见解独特，才思敏捷，敢于批评朝政，深为其天资和才华而感慨，赞叹道：“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
“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
“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曾为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
“及太宗即位，召谒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矣，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固辞不受。”
“初，魏徵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
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孙思邈传》，几乎从《旧唐书》搬抄而来，有些小变动，主要是在某些时间概念上模糊其义。如针对上列第四条，《新唐书》谓：“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了。”
学者借助的另一重要文献，即初唐四杰之首的卢照邻，在《病梨树赋序》中所言：“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矣。”
从上列史料可得知：独孤信赞孙思邈为“圣童”，最晚在557年，孙思邈应为十四五岁为宜，那么“永淳元年卒”，孙思邈应是141岁。但是，曾于长安对孙思邈执礼甚恭的卢照邻说得明白，673年，孙思邈自己说是92岁，那么，到682年去世，孙思邈应是102岁。对此，隋开皇元年和梁大同七年两大主流之说，各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现摘各家观点之要如下：
生于隋开皇元年之说。持隋开皇元年之说的学者认为，孙思邈生于隋文帝代周建隋的开皇元年。享年102岁。那么，就要否定独孤信见孙思邈、孙思邈周时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其为国子博士诸事，因为那时候孙思邈还没出世。
首先提出疑义的是距今已两百多年、于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翰林。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唐书·隐逸传》称其少时，周洛州刺史独孤信称为圣童；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土征，不起。
则思邈生于周朝；入隋已长；然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癸酉岁生，今年九十二”，则孙思邈生于隋朝。照邻乃思邈之弟子，记其师言，必不妄。惟以《隋书》考之，开皇纪号凡二十年，止于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寿，与史殊不相符。
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为开皇二年壬寅，实非辛酉，干支亦不相应。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盖照邻集传写伪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史又称思邈卒于永淳元年，年百余岁，自是年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亦相合，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
“……则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近代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力挺此说。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考《周书》及《北史》独孤信本传，惟云‘大统三年起为大都督……不云为洛州总管。是两唐书纪事已不免有误’。
则其谓思邈及见独孤信，及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者，恐皆不足信也。提要驳之是矣。”四库馆臣认为孙思邈出生于开皇辛丑，有力证据就是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序》，那年孙思邈93岁。
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照邻集，传写讹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
余嘉锡也说：“……然考《旧唐书》方伎传孙思邈本传、《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孙思邈’条，并载《病梨树赋序》，皆作‘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四亦同。然则‘九十三’本不误，但误以辛丑为辛酉耳。既三书同作辛酉，当是照邻记忆偶疏，未必由于传写讹异也。”
当代，持隋开皇元年之说的学者，仍以《病梨树赋序》为据。他们认为，在众多史料中，记写的年代离所记写的人和事的年代越近，越可靠，传主的自述或朋友的记述又比其他人所记述的可靠。
卢照邻是文人，初唐四杰之首，与孙思邈是忘年交，对孙思邈“执师资之礼以事焉”，又曾与孙思邈同住过一段时间，他的《病梨树赋序》正写于此期间，其“信史”的可采信程度远优于其他史料。
但是，《病梨树赋序》关于孙思邈年龄的文字也是有矛盾的：“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
首先有个小错误，把九十三作了九十二。这个小错误好像易于纠正，《旧唐书》在录用此文时就改为九十三岁，以后的文献在征引时也都依九十三之说。
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于，卢照邻作序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时孙思邈93岁，按照辛酉推算，那孙思邈当时只有73岁；若按照辛丑推算，就恰好是93岁。大致可以肯定：或是卢照邻记错了干支，或是他笔下误写或传抄者笔误将“辛丑”误写成“辛酉”，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四库馆臣能轻易就指责“盖照邻集，传写讹异，以辛丑为辛酉”，但七十三错成九十三就不容易了。何况辛酉本身就有错，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年，二十一年是辛酉之岁，但是年号已由开皇改为仁寿了。
当代，持隋开皇元年之说的学者中，李经纬，陕西咸阳人，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最为代表。
他和孙思邈是同乡，就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据他本人文章介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华医学会转给他陕西耀县文教卫生局的一封信，为建孙思邈纪念馆之用，希望就孙思邈生卒年代问题提供意见。
按此要求，李经纬作了一些考证，他的观点是孙思邈生于581年为最可靠。并撰文寄耀县供做参考，后又整理发表于《中医杂志》。李经纬是当代考据孙思邈生年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专家和学者之一，其影响之大。
正如他文章所言：“1961年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史学会根据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的意见，举办孙思邈诞辰1380周年纪念。由我作了题为《孙思邈在医学发展上的伟大贡献》专题报告，并有部分有关文物展示。同年12月邮电部为纪念孙思邈1380周年诞辰，发行孙思邈像与医药邮票各一枚。”
为了进一步求得学术界的共识，1984年，李经纬的学生胡乃长与他合作，再用史原学方法撰写了《孙思邈生年考辨》。该文首先就做出了对两《唐书》孙思邈本传，材料不足尽信的详细考证。
其次，认为考证孙思邈生年，将孙思邈自述作为依据更确切。特别对孙思邈生于541年之说和509年之说的依据进行了考辨并指出其不足，认为难以成立。然后，对生于581年之说，引孙思邈自述为论据，并从《千金方》中找到大量旁证以充实该说之可靠性。
文章中也说明是对一般常见的资料做了较详细的勘校审核工作，希望和医界史界同道一起，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讨论，对孙思邈生年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现在所有的辞书、教材、医史等都是采用隋开皇元年之说，但仍不能让人信服。1960年12月7日，北京市中医学会、医史学会举办“纪念孙思邈诞生1380年系统报告会”中使用了“诞生”一词，同时，会上提出“不涉及于孙思邈生卒岁月的争论”。
这说明主办方对581年之说也没有足以让人认同的考据和信心，才不得以给大会“注射预防针”。胡昭衡认为，会上肯定有人对“诞生”年代持反对意见。解放后，各种纪念孙思邈的活动，皆用“纪念孙思邈逝世××××周年”的提法，唯有这次是使用“诞生”而弃用“逝世”。孙思邈辞世年，是被历代学术界所公认，而出生年却史辨两百年，至今学术界没有达到共识。
“纪念孙思邈诞生1380年系统报告会”使用的“诞生”，仅从学术考证而论，似乎就不够严谨。舍“逝世”取“诞生”又“不涉及于孙思邈生卒岁月的争论”，其必要性和意义都不大。
而对孙思邈生年的研究考证中，生于梁大同七年，享年141岁之说，也被很多学者认同和坚持。
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持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的学者首先认为，史书中诸如见独孤信、避周世乱、辞杨氏官等关于孙思邈生平事迹的记载，皆字迹昭昭，不能以“误审矣”轻轻地就给否了。独孤信“大统三年起为大都督，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即为“洛州总管”之本。
独孤信卒于557年，见孙思邈最晚也应在当年，既然赞孙“圣童”，孙的年龄应以十四五岁为宜。周宣帝时避世乱隐居太白山、杨坚辅政时征之为国子博士，孙思邈的年龄为三四十岁，这很顺情合理。
同样，《病梨树赋序》也是主张“享年141岁”的学者们一个重要文献依据。那么，怎么解释孙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这段话呢？
学者认为，“辛酉”并非是“辛丑”之误，因为并不存在“开皇辛酉”，而隐士、方士又好打隐语，这是以隐士自居的孙思邈对卢照邻打的隐语，整整隐瞒了一个甲子，孙思邈实际是“开皇辛酉”的上一个“辛酉”，即541年出生的。
在卢照邻作序记“癸酉岁于长安见思邈”那年，孙思邈不是93岁，而是132岁。虽然卢照邻记述了孙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二矣”这段话，但是，连卢照邻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矣”。
卢照邻当时不相信孙思邈只有九十二岁，于是去乡里调查，被调查的人都说孙思邈是数百岁的人，他讲起周、齐等前朝旧事，就如眼见的一样。
卢照邻于是感叹，一个一百多岁的人仍然耳聪目明，神采奕奕，真可谓是古之聪明博达不死的人。关于孙思邈对卢照邻打隐语瞒年龄之说，早在二百多年前，我国乾嘉时期著名考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已指出：“思邈盖不欲以长生不死惊骇世人，故自隐其年，而诡云开皇辛酉岁生。故云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也。非自相矛盾也。”
这样，梁大同七年之说在解释其他相关史料时，就显得游刃有余起来，而不像102岁说那样勉为其难。比如唐·贞观元年：“及太宗即位，召谒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矣，羡门、广成岂虚言哉！’”
按141岁说，贞观元年时孙思邈86岁，太宗召见他，惊叹其容色显得年轻，并尊为“有道者”，并说上古的长寿仙人羡门子、广成子可不是虚传等话，就顺情合理了。
否则，按102岁说，太宗召孙思邈谒京师时，孙思邈才46岁，年纪本来就不大，怎会“嗟其容色甚少”呢？以唐太宗之尊贵和雄才大略，赞一个46岁的人为“有道者诚可尊矣”，与羡门子、广成子并提，解释起来，就觉得勉强了。
同样道理，“初，魏徵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魏徵等一班人，个个是饱学之士，又是唐初重臣，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本应胜任愉快，若非孙思邈是一个积古的老人，这班人完全用不着一遍一遍地去拜访孙思邈，听他“口以传授”，讲谈齐梁诸朝旧事。
当代，持梁大同七年之说的学者中，干祖望最为代表。他在所撰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孙思邈评传》中，对隋开皇元年之说的不足和梁大同七年之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转引干祖望的考证观点，如下。
皇元年诞生者，最大的破绽是“隋文帝征为国子博士”、“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和“独孤信见而叹曰”三大事的年代，都在孙思邈出生之前，又作何解释。这一点张路玉，名璐，号顽石老人，清·吴江人。著有《千金方衍义》30卷。在《千金方衍义》中提出过“如果生于隋，周宣帝时便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那”。孙思邈亲笔写的“治蚊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其人病发似癫痫，面色青黄。……”假定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孙思邈此时仅五岁，怎能临床治病？这样天大的漏洞，即使用再多的细纱细丝去织补，也无济于事。
干祖望对诞生于梁大同七年之说史据旁证，作了一番客观的分析：考隋文帝杨坚出生于梁大同七年六月癸丑夜间，恰为辛酉，与《旧唐书》引证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的“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完全符合。陈永定元年之前，为孙思邈十五六岁，正是这个时期。此时也正值独孤信位极人间、权倾朝野的黄金时代。以一个大人物而遇到聪明的孩子，当然脱口而出地“叹曰，此圣童也”。
时间如果提早些，则孙思邈仅仅为黄发垂髫，天资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如果退后一些，则独孤信也逝去。值得特别注意，独孤信又谓“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一语。考自《老子·四十一》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战国时期，苦县万乡曲仁里人。所著之书也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上下两篇，为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新唐书》载：“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考隋文帝辅政，是指杨坚仕于北周位至相国，袭封隋国公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静帝大定元年，杨坚废静帝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的前一年。
此时孙思邈在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出仕的适当年龄。“不拜”，是描写孙思邈的傲慢骨气，不屑为官。《旧唐书》写作“称疾不起”的“起”乃“赴”字之讹。
当时孙思邈正隐居太白山，即陕西省终南山，为秦岭主峰，故称“不赴”。此时年未四十，无法言老，所以只能称疾。“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也和“但为其器大而难为用也”一样，是为五十年之后孙思邈86岁时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入京作伏笔。
《旧唐书》：“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新唐书》：“及长，居太白山。”其实，当时有陈、北周、北齐三国并存，而且书史习惯应以陈为正统，为何独言周宣帝？因为孙思邈为北周子民，属北周人，家乡在华原，隐居之处在太白山，都在北周京畿长安附近，所以，唯有北周对孙思邈有直接的影响。
考周宣帝字文资在位仅半年，恰为孙思邈三十七八岁。在此前后数年中，周家王朝社会不安，战争不断。如其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根本不可能遇到。
根据思邈自称93岁那年与卢照邻会晤于部阳公主废宅的癸酉之岁，似乎铁笔铸案无疑了。但是，如其生于隋开皇元年的话，那么93岁与卢照邻会晤，当在贞观七年，但岁次不是癸酉而是癸巳。既然可以怀疑《旧唐书》的辛酉为辛丑之误，那么更有理由来认为癸酉为癸巳之误。而且这两个“误”，是无法避免去其中之一的，如其是“辛酉为辛丑”之误，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无法吻合。只有“癸酉为癸巳之误”，才能完全符合。
但又有问题，这位“约”生于635年的卢照邻，尚未出世，作何讲？
其实卢氏的生卒时日，至今还没有考证出来，635年出生难以可靠。考卢照邻和王勃、杨炯、骆宾王初唐四杰生年，有人认为贞观七年王、杨、骆三人都没有出生，卢氏当然也未必入世。
其实，这个简单的想法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例如汉末竹林七贤年龄相距近30岁，明代吴门四家也距40余年。所以，卢照邻出生日，可上移30年。如此，则在鄱阳公主废宅晤孙思邈时，为年30多岁。与三杰年龄相差最大的杨炯也仅45岁。
对于孙思邈寓鄱阳公主生前官邸，是在上元元年特赐，可是，早在40年前，就在此会晤卢照邻之事，干祖望的解释是：“赐”与“住”根本是两回事，《旧唐书》不云乎“有孙思邈处士居之”。“居之”是寄寓，所以，孙思邈早就居住在此，上元元年，疾辞请归之际，唐高宗李治才明确地追赐于他。
干祖望还以孙思邈在76岁之前，处在隋王朝时代进行论证，他隐居修道、炼丹、读书、行医、著书，其中，包括疏注《老子》、《庄子》庄子，即庄周，战国蒙人，曾为漆园吏。
其所著之书也称《庄子》，唐代天宝元年，诏号其书为《南华真经》，凡33篇，与《道德经》同列为道家经典。在内的许多道家著作，都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77岁之后步入唐朝，从此，即活跃于临床医务。《千金要方》中注明日期的医事活动，都在武德、贞观时代，只有一例为“开皇六年”在隋朝为铁证，论证是梁大同七年诞生而非隋开皇元年。
《旧唐书》：“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考太宗即位于贞观元年，当时孙思邈为86岁，如诞生于隋开皇元年，则仅四十六岁，理应“容色甚少”而何“嗟”之有。《新唐书》：“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聪视瞭。”
当时为46岁的话，则怎能说“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只有86岁的老者，才是应该耳不听聪而目不视瞭。
《旧唐书》：“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新唐书》：“魏徵等修齐、梁、陈、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考魏徵修的是《隋书》，并非南北朝的五家史。参与共事撰写者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
考贞观三年魏徵等奉诏修史，于当年开馆动笔，历八年而成书，至贞观十年完稿杀青。所以“屡访之”、“屡咨所遗”，当在贞观三年到八年间的事。如以贞观十年而论，孙思邈当年95岁，魏徵56岁、颜师古55岁、孔颖达62岁、许敬宗44岁。这般年龄的高水平写作班子，对前朝的遗闻佚事而“屡访”、“屡咨”一位95岁老人，合情合理。
如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此时孙思邈年龄比许敬宗大11岁，与颜师古同龄，比魏徵反而小1岁，比孔颖达小7岁。如咨询医学专业尚有可能，而这一批高水平的文史专业者，向年龄小的医家咨询文史，似乎可信度不高。
《千金要方》于永徽三年脱稿完成，孙思邈很少谈到《伤寒杂病论》，即使引用几处“张仲景曰”，也不为仲景精神。第九卷、第十两卷《伤寒论》里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十一个无实质性的字。有人提出两篇“伤寒”中不是有桂枝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等方吗？
其实，这许多方剂并非张仲景亲定，而是当时或以前临床上使用的常用处方。故李梴李梴，明·江右南丰人，字文清，号健斋，因病而致力于医。撰有《医学人门》，9卷。体裁仿刘纯的《医经小学》，以韵语写成，加以注解，成书于1575年。在《医学入门》中直言“孙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脉经一卷，独于伤寒不及”。为什么？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取孔穴法》篇中，引李袭兴转述甄权，唐代大名医，许州扶沟人。与弟甄立言，齐名于世。论医“甄权曰，‘非有圣智，孰能辨之者乎’”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
孙思邈谓“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推研孔穴，所疑更多矣”。即孙思邈研究仲景学说，是在100岁以后才开始的。在写成《千金要方》后的110岁之后。
如生于隋开皇元年，则此时不过71岁，怎能自称“今年过百岁”？退一步讲，生于开皇元年，则到永淳元年恰巧也是“今年过百岁”，但他101岁即羽化，如何有时间来研究经文？如何有时间来撰写研究经文之后的《千金翼方》？
《避暑录话》说得很清楚，谓：“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因此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旧唐书》：“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郑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
考开皇中无辛酉，惟在它之前的梁大同七年和在它之后一年的仁寿元年。所以孙思邈应生于梁大同七年。
在梁大同七年时，中原、西魏、东魏三国并存，孙思邈出生之处为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在卢照邻面前，很可能孙思邈是说“文帝辛酉”，而纪史执笔者把西魏的文帝误为隋杨坚的文帝，所以未写“大统辛酉”而写“开皇辛酉”。
那么，当时三国并立，孙思邈为什么不言梁武帝或东魏孝静帝而独独言西魏文帝？理由也很简单，梁建都于金陵、东魏建都于邺、西魏建都于长安，所以孙思邈故乡属于西魏，系西魏子民。
而且长安与华原近在咫尺，孙思邈心中当然只有西魏，也应该是西魏。孙思邈既然诞生于西魏大统辛酉，则92岁的那年适在唐·贞观七年。孙思邈之所谓“九十三”者，古人习惯上取用虚龄计算的剪刀差。
至于该年岁次应为“癸巳”而《旧唐书》书“癸酉”者，当然为“癸巳”之误。总之，孙思邈诞生，以梁大同七年，即西魏大统七年最为合情入理，所以享年为141岁。
对于有学者认为，隋唐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在二三十岁的问题，干祖望列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后汉书·甘始东郭延年传》、《后汉书·冷寿光传》、《后汉书·郡国志·注》、《魏书·明帝纪·注》、《辽史·圣宗本纪》，以及正史之外的《论衡》、《偃曝谈余》明·陈继儒：《偃曝谈余》12卷。《洞微志》明·钱希白：《洞微志》6卷中，超百岁老人的实证。
另外，从《千金要方》中，也找出两位百岁以上老人的例子：其一，“魏武与皇甫隆令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其二，“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壮”。干祖望还提出了“有趣而无人注意的旁证”，即凡人言语写作，往往在无意中把自己的内心毫无遮盖地反映出来。
那么，《千金要方·七窍病上·目病》中的“恣一时之浮意，为百年之瘤疾”，以一般而论，寿都不及百年，哪有病缠百年之理；又“神鞠丸，主明目，百岁可读注书方”，一般常人早就一如韩文正公的“年未四十，而视茫茫”了。
从以上两个“百年”、“百岁”来体会，作者定已是百岁以上的人。况且孙思邈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懂得修道养生之人，享年141岁，事在情理之中，无足奇怪。
综上所述，二百多年来，孙思邈生于何年史载纷纭，后辈学人也莫衷一是，各有破绽。笔者不想也无能力去探究考证孙思邈生年这个千古之谜。
然而，这部《孙思邈传》后的年谱不能缺少，年谱开篇诞生年又无法回避。因而，只好选择一个考证比较充分，本人认为更合理的西魏·大统七年之说，即梁大同七年，来定本书的框架。这一点，和干祖望先生当年的心境相同。
欲说还休，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四库提要辨证》，24卷，为近人余嘉锡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语文研究所专门委员等。中，为考证者铺垫了一个很好的台阶“思邈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后人亦惟付之存疑，无庸考辨矣”。
卒于唐永淳元年。对生年众说纷纭而言，卒年比较简单。其一，《旧唐书》载孙思邈“永淳元年卒”之说；其二，明·熊宗立《名医类证医书大全》明·熊宗立：《名医类证医书大全》24卷，1565年成书。和明·陈嘉漠《本草蒙签》明·陈嘉漠：《本草蒙签》12卷，1565年成书。均记载“药上真人孙思邈，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俨其衣冠，端坐而化”之说；其三，“永淳二年”之说，但那年改元为“弘道”，正史并无永淳二年；其四，元·张天雨辑《玄品录·道品》“永淳九年卒”之说，因“永淳”仅有一年，历史上并无九年，很可能是“九”为“元”字之误。
四种说法中，第一种“永淳元年卒”，被史学家、医药学家及有关研究者所认同，学术界没有异议。然而，墓葬何处又给后人留下疑团。
墓葬何处？史书记孙思邈墓葬何处？《旧唐书》和《新唐书》皆无交代。现今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河南济源县说。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孙真人坟在河南济源县。”另外，清·乾隆《怀庆府志》记载：“孙真人洞，在太行山中，相传孙思邈尝居洞中，有五色石丸，人取服之。”
可见，孙思邈生前在河南茱萸峰石洞，炼丹施医。洞内有金·泰和七年塑的孙真人石像等。还有，《中华医史杂志》1991年第2期还曾刊有该墓考察记，提示孙真人墓在济源王屋山。
其二，陕西耀县孙家塬说。孙塬村尚存有清同治十一年孙塬合社弟子所立之石碑一通，镌有“敕封妙应真人圣神之先茔碑”大字，碑文中记载故茔“占地十七亩五分六厘”。
李经纬实地调研考察，孙家塬原有墓冢两座，孙思邈父母之墓和孙思邈之墓。墓前石碑、石几俱全，“文革”被毁，1992年恢复整修原有冢丘，建有孙思邈陵园。
介于史籍失载，李经纬以《千金翼方·退居》中，孙思邈所期求的三个条件为依据，提出陕西耀县北五台山正合乎孙思邈的理想归隐处。
因为这里符合“山林深远固是佳境”，“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活，泉水清美”和“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北五台山位于孙塬村与耀县城之间，背依将军、宝鉴、锦屏诸山，又有漆、沮二水映带，五峰有五台回绕，松柏常青，药草遍野，鸟语花香，洞壑风雅。
南北朝始就有佛教、道教活动，确是背山临水，土地良活，人野相近，岗阜形胜之所在。又符合“所营退居，去家百里、五十里，但时知平安而已，应缘居所要，并令子弟支料顿送，勿令数数往来愦闹”的社会环境条件。
隐居于此，距家百十里，既能和家人随时互知平安，子弟定时后勤供给没有困难，也可避免人多喧嚣的干扰。更符合退居处的地形向背、房屋设计建造精心便于养性的需要，有利于从事诊疗、研究、著述需要的工作环境条件。
这里的地形优越，得天独厚。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孙思邈所设计的“缔创”蓝图。这一建筑蓝图不仅考虑到了接诊、休息、制药等多个方面的需求，还根据中医理论开辟了荷塘和药圃，使治疗过程更加贴近自然。
此外，为了满足制药和生活的需要，蓝图中还设有药房、药库、曝晾药物间、厨房、食物储藏室、家人弟子住处以及安放药炉的炼丹室等各种功能区。整体风格高雅，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同时采光良好、湿度适宜，还能有效防止污染，达到了卫生保健标准，非常符合工作要求。
据说孙思邈在自己的住所上方题写了“问我居止处，大宅总林村”的诗句，由此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建筑的喜爱和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