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时期正值南北朝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之际。作为当时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陕西长安始终处于战乱中心，历经多次征战和兵乱。
然而，这一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也孕育了大量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他们的出现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隋唐两代奠定了基础。
孙思邈青壮年时期正值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重建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思想领域正处在儒、释、道三家并立而又相互渗透“三教归一”的状态。
隋统一南北，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评论隋文帝时，肯定他：统一全国，采取多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得国安民息，社会繁荣，创定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隋炀帝创“进士科”，南北士人凭文才竞高低。唐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科举制度。
唐代是我国继汉以后的一个伟大时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空前的进展。太宗、高宗统治了五十多年，从“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是唐代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唐代三百年的基础。
唐太宗制订和贯彻“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使得国内民族关系增强。对外关系采取开放政策，以西北陆路与东南水道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路，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伊朗、阿拉伯、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来频繁，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
隋唐统一中国后，思想意识还须大统一，儒、佛、道三者的理论，自南北朝以来逐渐交相渗透。王通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教为主，调和释、道两教，共同维护封建统治。”
隋王朝没能完成“三教归一”的思想就灭亡了，但“三教归一”的思想对后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唐·柳宗元提出“三教调和论”，他认为儒、佛、道各家学说其目标相同，而根本上又都有可取，也都有缺点，主张“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衰，要之与孔子同道。
王朝建立后，把“三教归一”视为国策，唐高祖下诏兴学，也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唐太宗继位尊孔丘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又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令人学习。
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在科举中增设了庄、老、文、列四子科作为取士的依据。孙思邈的思想融会道、儒、佛于一身，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思潮中孕育产生的。
隋唐两代朝廷对医学发展十分重视，制定了促进医学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一，设置了太医署教授学生，开始医学分科，待规定了考试登用医生的方法，太医署还设有行政官员，管理行政事务；其二，政府主持编修医书，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方》、《四海类聚要方》两书，二千六百卷，在大业六年成书。
该书记载了1720个证候，归纳为67门。其中对于内科病记载特详，共39门，占本书的一大半，其余是五官科、外科，妇科和小儿科的病。
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策动主持撰写医学巨著，恐怕是事无先例。在《隋·经籍志》中记有翻译自印度的医书：药方八种、治鬼方二种、香方三种。
唐代延续和发展了隋的医学政策和措施，唐代医药科学事业受到朝廷和皇帝的重视。唐高宗显庆年间，进一步调整施政政策，其中，包括对文化卫生事业的重视，由政府机构组织力量，编撰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宗诏魏徵等修史，诏甄立言等校订《明堂经图》，也曾亲自到医学家甄权家中询问药性。唐太宗、高宗还曾多次把孙思邈“召诣京师”，设置专门管理医药的行政机构太医署，建立了医科学校，还设立了药园以及病房。医学分科精细和药物分类及制造技术等也都取得了卓越成果并达到了空前水平。
孙思邈就是在不断吸取隋唐时期的医药经典，才能不断推陈出新，享誉一方。他不仅对医学典籍进行详细阅读，还会亲自去摘取典籍中记载的珍贵草药。
孙思邈比较出名的，就是去采摘松脂的故事。唐贞观年间，孙思邈从江州到南岳衡山。衡山流泉飞瀑，峰峦苍翠，有“五岳独秀”之称，是历代帝王祭祀之地。
衡山盛产银杏、金银杉，特别是松树等珍贵草木，为孙思邈考察医药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孙思邈来到衡山，除了体察民情，采集民间验方外，主要为了采集松脂，松脂，主要是松树或松类树干分泌出的树脂，含松香和松节油。也称松香、松膏、松胶、松液、松肪。采集松脂要开割松树树干，收集泌出松脂，采集比较困难。
但是松脂是一味良药，其味苦、甘，性温，无毒。有祛风燥湿、排脓拔毒、生肌止痛之功，并且松脂是制作丸、散、膏、丹的主要配料。
孙思邈为了制作各种丸、散、膏、丹，于立夏那一日，准备进入衡山采集松脂，从山岭向东跋涉“一百八十里，又南行入谷五十里”，到“有大石四十余丈之处，见南面有大松三百余株”，孙思邈喜不自胜，终于见到了“不见日月之松脂”。
唐以前，各种医药学著作已出现，时为手抄，流传有限，保存更难。根据有案可稽者百余部：秦汉之前有七部，分别是：《黄帝内经》、《黄帝素问》、《黄帝虾蟆经》、《万物》、《山海经》、《神农本草经》、《桐君药对》。
汉代有二十二部，分别是：张机《伤寒杂病论》、《脉经》、《疗妇人方》；嵇康《养生篇》；蔡邕《本草》七卷；张道龄《辨灵药经》；吕博《玉匮针经》；公孙阳庆《黄帝扁鹊脉书》；淳于意《仑公决生死要诀》、《太仓公方》；史岑《说疾》；李八百《李八百方》；华佗《中藏经》、《青囊经》；郭玉《经文颂说》；葛元《葛氏杂方》；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脉经》、《导引图》；甘肃武威旱堆汉墓出土《汉代医简》。
魏代有五部，分别是：李修《诸药方》；吴普《吴普本草》；李当之《李当之本草》、崔氏《崔氏方》、王显《医方》。
晋代有十六部，分别是：范王《范东阳方》；殷浩《殷浩方书》；殷仲堪《殷荆要方》；阮侃《摄生论》；王叔和《论病》；《脉经》；葛洪《时后备急方》；《抱朴子养生论》；于法开《议论备予方》；佚名《救饥辟谷诸方》；皇甫谧《甲乙经》；番僧·佛陀耶舍《羌籍药方》；王珉《伤寒身验方》；孔汪《孔中郎杂药方》；陈延之《小品方》；阮炳《阮河南药方》。
南北朝有二十四部，分别是：李密《药录》；褚澄《褚氏遗书》、《杂病方》；周弘让《玉衡隐书》；徐叔响《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杂疗方》、《解寒食方》；徐嗣伯《药方》、《杂病论》；徐文伯《辨伤寒》、《疗妇人瘕》；徐之才《雷公药对》、《徐王八世传效验方》；羊欣《羊中散药方》；王星《王世荣单方》；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陶弘景《名医别录》、《补阙肘后百一方》；梁简文帝《如意方》；姚僧坦《集验方》；龚宣庆《刘涓子的鬼遗方》；范晔《杂香膏方》；徐玉《小儿方》；姚法卫《集验方》。
隋代有十一种，分别是：杨玄《黄帝明堂经注》；刘祐《产乳志》；姚最《本草音义》；全元起《注黄帝素问》；徐奘《要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佚名的有《四海类聚要方》、《四海类聚方》、《淮南王食经》、《玉房秘诀》。
唐初有十一部，分别是：甄权《明堂经图》；杨玄操《注黄帝八十一难经》；甄立言《本草音义》、《本草药性》、《古今录验方》；苏敬李勣《新修本草》；李《脉经》；攘那拔陀罗同訚那那舍译《五明经》；崔知悌《纂要方》、《骨蒸病灸方》、《产图》。
除了上面所列的医术，还有一大堆没有列出来的。对于这些前人丰富的医学文献遗产，孙思邈受益匪浅，对他的影响也不言可喻。他的医书，也正是在不断思考和总结前人经验上，才能推陈出新，成为一代著作。
隋唐是中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贞观之治”的时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和科学文化大交流已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而唐代更是开启了一个开放的时代。
陆上商业交流以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为主要交通，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被称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路不仅是一条经济贸易通道，更是各种文化、宗教、艺术及科技的枢纽，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中国出发，丝路连接了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等区域，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所提出。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描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并将其作为“陆上古代交通线”的代表来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研究，也为今天的丝路旅游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
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19世纪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
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把中国同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及地区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的交流。
长安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使节、商贾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增多。英国李约瑟博士描述说：“在以迎外和仇外两种态度反复交替为特色的中国历史中，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印度支那的东京人相会……”
陆上“丝绸之路”，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到中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西北丝绸之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相连。
东汉后期航船使用风帆，古罗马帝国商人第一次乘船达广州，中国官商人也达罗马，船舶横贯亚、非、欧三大洲，标志着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非常繁盛，隋统一后，加强对南海的经营，南海、交趾成为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和合浦成为重要对外港口。
唐朝经济发达，政治理念开放兼容，外贸管理体系较完善，法令规则配套，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畅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交往、文化交流重要的便利通道。唐代医药交流比以往的朝代更加频繁，中医药学成就在海外影响增大。与此同时，他国的医学著作、药材和经验技术也传入中国。这些不仅丰富了中国医学内容，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医学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有东、南两条线路：东线可通往日本、朝鲜；南线可通往越南、东南亚各国、印度、波斯等。
中国医药学输出日本、朝鲜、越南，对这三个国家的医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遣隋、遣唐使节，留学人员以及后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将仲景伤寒学说传入。550年，神代天皇即位之际，中国第一次把针灸传入日本。552年，中国又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针经》一套。
562年，中国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他医药书籍164卷渡日，其子善那使主于孝德年代又献方书130卷，药臼一等。607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卷以归；次年，日本又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经15年，于623年学成回国，直接带回隋唐医学和医药典籍如《诸病源候论》等。623年，日本僧惠济、惠光来唐留学。655年，惠日药师又作遣唐附使来中国学习医学。这些人的频繁活动，使得唐代医学和医籍大量流传到日本。日本人对唐以前医家如葛洪、陶弘景等都深为了解和景仰。“张仲景、陶弘景、葛洪等著作皆已传入，《诸病病源论》亦经采用”。
这样一来，致使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唐医方取代了先前从朝鲜传入日本的韩医方，在日本形成了所谓的“汉方医学”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75-176页。
朝鲜，古称高丽、新罗。隋唐时期，中朝医药学交流更加频繁，高丽、新罗学生来中国留学，学习汉医之人渐多，使节互访也颇繁，中国医学借以传入朝鲜，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应用。
“唐药”、“汉方药”在朝鲜医药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对朝鲜医药有着直接影响。同时，朝鲜医药传入中国，朝鲜药材如人参、牛黄、昆布、芝草、鱼牙油等也随之进入中国。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有关于高句丽、百济所产的人参、金屑、细辛、五味子、款冬花、茵茹、白附子、蜈蚣、昆布、银屑等药材的形状、药性和使用方法的详细记载。医药书中还记载有朝鲜输入的药物，如海松子、延胡索、海藻、腽肭脐、担罗、蓝芚等。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越南，古称交州、安南。中越医药交流在隋唐时期，虽远不如日本、朝鲜、印度之繁盛，但越医受中医的影响也很大。越南史书记载，早在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去越南治愈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他著有《公余集记》一书在越南流传，故崔伟成为中医传入越南的鼻祖。
汉时越南接受中国文化，绝大部分也是中医药学。中国医学对越医影响颇大，以至于使越医学自此分化为越南派和中国派。隋唐名人到越南也将医学更多地传入越南。而中国方面也接受来自越南的药物，草本学史籍中记有沉香、诃黎勒、苏方木、苏合香、白茅香、榈木等药。越南医药大多是通过贸易通商和互赠礼品传入中国的。今属越南的古林邑国，还曾多次遣使来中国。
隋唐时期，东南亚各古国如诃陵国、堕婆登国、狮子国等，也有同中国进行医药往来。
诃陵，即闹婆国，今印尼之爪哇；堕婆登国，地处诃陵西；昆仑，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656年，“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唐使高僧那提三藏往昆仑等国，采求异药——木香、益智仁等。据唐人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槟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枋木、白檀香等。647年，堕婆登国，“其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等”。
隋唐期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活动增多，其中，中国医生在那里行医者也有增多，他们对当地传播中医和推广应用，都作出了贡献。
印度，古代文献中有身毒、贤豆、天竺、摩伽佗、婆罗门等不同译名，唐代自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及《三藏圣教序》始译作印度。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佛门要学习和精通“五明”“五明”：一声明、二工巧明、三医方明、四因明、五内明。其中，三医方明，就是要求每位僧侣都要懂得和精明医学知识，所以，当时的印度医术就领先于全世界。
隋唐时期，中国大量吸收借鉴印度医药精华，丰富了中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中印两国佛教僧侣往返于长安与天竺间，大量印度医学理论书籍随着佛经书传入中国，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佛经中，也包含许多医学内容。
隋时，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不空绢咒经》，其中有苏摩罗、因陀罗波尼草等多种药物、香料制成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
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此外如唐天竺三藏宝思惟静译《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神咒经》等，也有医药内容。
这一时期，古印度吠陀医学理论，也被中国医学吸收或借鉴。印度医籍翻译后在中国流行。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录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干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干陀利治鬼方》四卷。
同时，不少中医药著作中，论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医学理论的地、水、火、风四大学说，“四大”学说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医家所运用。印度的名医龙树的眼科著作，对中医眼科影响较大。556年、605年，《五明论》和《龙树眼论》先后传入唐，618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印度医学大量传入中国，尤其是眼科。
白居易诗句：“案上漫铺龙树论，盆中虚贮决明丸”，描写出决明丸和《龙树论》的广泛传播。唐·王焘《外台秘要》中也引“天竺经论眼”，说明当时印度眼科是颇有影响。
另外，在中国行医的印度医生，也以眼科医为最多，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诗”。除此以外，印度“方士”，在中国多为兼识医药者，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寐及总章元年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
古天竺医方、医法也有输入：摩揭陀服菖蒲方、西州续命汤、蛮夷酒、匈奴露宿酒等；此外，还有药物是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医药，对中国医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印医学交流中，玄奘法师和唐僧义净都有所贡献。645年正月，玄奘法师由天竺学成回国，带回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经书657部。647年，又遣使至天竺，学取熬糖新制法。唐僧义净，671—695年间，在印度习佛生活。他凭借自己的中医知识治愈己患，同时也向印度人介绍中国本草学、针灸学、脉学等内容丰富的中医药和医疗技术特点。
古代波斯，即今伊朗。波斯商人在唐经商十分活跃。波斯多次派遣唐使，携带之物多有药物也有香料、药物等。波斯商人传入的医方药方有悖散汤，此外，药物还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可见波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本草学内容。
正是因为唐朝与海外的积极交流，孙思邈受到这些海外思想的冲击，通过不断总结和提炼，才让医疗技术大大增长，又通过文化的交流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