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具备着高尚的医德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对于老子、庄子等哲学学说有深入研究，并精通佛家经典，因此他的医学理论也与中华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孙思邈的医术高超，他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能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他的医学思想先进，主张以调整身体气质为主要治疗方法，注重预防和养生，这些思想在后来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孙思邈在民间的声望非常高，同时唐两朝的皇帝和将相对他也十分敬重。孙思邈曾多次为唐太宗、唐高宗等皇帝治病，并被封为“神医”。孙思邈的地位和声望在当时医学领域中是极为崇高的，在后世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追捧。
史上曾经有三御请之说。其一，隋文帝杨坚在登基前，曾征召孙思邈为国子博士，而孙思邈却托疾不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起”是“赴”字的误笔。
其二，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召孙思邈至长安，“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称赞他年老气壮，听视聪敏，才能道德好，拟授他官职爵位，而孙思邈又是固辞不受，于是“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矣”。
其三，659年，唐高宗召见孙思邈，并拜为谏议大夫，孙思邈仍是辞而不受。
关于唐高宗之赐官谏议大夫之事，史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孙思邈列传》：“显庆四年，高宗召见孙思邈，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另有，《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至……至四年，思邈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按《唐会要》的记载，孙思邈应是接受了谏议大夫一职。
按《唐会要》的记载，孙思邈是留在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在京城长安居住十多年，除诊疗工作外，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孙思邈在此还阅读了皇室的医学藏书和医家珍存的贵重资料。同时，他也有机会吸收外国流传来的医学理论和经验。
盛唐时期医学教育十分繁荣，唐中央政府于长安设立医学最高学府太医署，建立医科学校和药园，各府、州也相继设置地方医疗机构。医学部针灸科是四大专业之一，中央和地方都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教学人员。
朝廷敕命修订《明堂》，《明堂》是指脏腑经络之书，把人身经脉俞穴绘为图像。孙思邈对旧明堂图的不足十分明了，他认为：旧明堂图年代久远，多有传写错误，“出没往来，难以测量，将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
孙思邈查阅文献研究复杂经络，以甄权的明堂图为准，经甄权指导与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校定了《明堂经图》，并亲手创绘成世界第一部仰人、背人、侧人彩色《明堂三人图》。孙思邈又以晋代皇甫谧的《甲乙经》校核南北朝刘宋秦承祖的明堂图，指出秦图缺误，于是，纠集古今名医明堂，著述《针灸经》。
唐贞观三年，名臣魏徵等奉诏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魏征唯恐有误差遗漏，曾多次访问孙思邈并向他请教，孙思邈随口讲述有如目睹。
“（唐）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以传授，有如目睹。”（《旧唐书·孙思邈列传》）同年，朝廷又诏魏徵、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隋书》，至贞观十年书成。在撰修这些历史的过程中，魏征、令狐德棻恐有遗漏，多次访问和请教孙思邈，请他对前代史实提供咨询。
当时孙思邈年岁已高，但他“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在解答魏征等人的疑难时，口以传授，把南北朝各国的情况从总体到细节，说得清清楚楚，如同他亲眼看见过一样，使朝野上下深表钦佩。
魏征与孙思邈的私交甚好，两人曾经还有一个治病的小故事。
一天，唐太宗有小疾，招孙思邈入见，诊治完毕后，唐太宗说道：“如此小疾本不该麻烦先生，找太医治疗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人久病，太医已经束手无策，所以，眹才把先生找来，一方面是因为好久不见，很是想念，另外想请先生为那个人诊治一下，因为那个人是魏征，眹需要他提意见，可是他打嗝简直说不了完整的话。”
孙思邈问了病情又稍做思考后说道：“草民愿为魏大人诊治，但是草民有一个请求，望皇上恩准！”
“先生德高望重，医术精湛。先生的请求眹无不照准。”唐太宗说道。
“如果，我胡说八道呢？”孙思邈问道。
“眹也照准，因为那一定是为了治愈魏征的病。”唐太宗回答。
于是孙思邈来到魏征府邸。魏征一听孙思邈来了，就大喊：“我病，嗝！要好了！嗝！快请！嗝！”
孙思邈见到魏征，对他说道：“魏大人，打嗝是小毛病，马上就好。只是你的大麻烦就要来了。”
魏征有些惊愕，问道：“有什么麻烦？嗝！”
孙思邈说：“草民在皇上那里听说，程咬金把你告了。”
“他告嗝！我什么？嗝！”魏征急切地问道。
孙思邈说：“他告你私藏李建成的牌位，图谋不轨。”
魏征一听这话就急了，他十分愤怒，大骂：“程咬金，我魏征哪里对不起你，你竟用这等恶毒手段诬告我。”
“停！魏大人不必再骂了，因为你的病已经好了！”孙思邈说道。这时魏征发现他打嗝的毛病已经完全好了。
孙思邈继续说：“治疗打嗝的方法有四种：第一种是饮水治疗；第二种是针灸治疗；第三种是药物治疗；第四种是心理治疗，其中以愤怒治疗效果最佳。草民在皇上那里听说，太医已经用前三种方法治疗而无效，所以，才用第四种方法。所谓程咬金告发魏大人乃子虚乌有，是草民胡编的，用以气大人的，还望大人海涵。”
魏征大喜，说道：“先生真神人也，几句话就把我的顽疾治好，今天你不能走，咱们不醉不休。”
孙思邈说：“饮几杯可以，但是草民可不敢喝醉，因为那样会伤身体，草民也劝大人喝酒不醉。”
唐永徽元年，“贞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脂上，矢入四寸，举天下名手出之，不得，遂留在肉内，不妨行坐而常有脓出不止。永徽元年秋，令余诊看”（见《翼方·奇病下·金疮》）。将军背部中箭，孙思邈奉命诊治，只从冬季到翌年春，箭簇就不拔自落。这是两部《千金方》中最后记载的一个病例。
658年以后，孙思邈在京城长安居住十多年，除诊疗工作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674年，他以疾请辞，唐高宗挽留并特赐给良马和长安光德坛，就是原来鄱阳公主的宅园，让他居住。675年孙思邈告老还乡。
孙思邈一生酷爱读书、勤于实践，凭借丰富的阅历和不懈地努力，成就了千古巨著《千金方》。“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少年时就喜读典，到须发皆白时还是手不释卷，坚持进行医药研究。
孙思邈在秦岭、巴山、峨眉、太行采药考察，在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甘肃诊疗著作。他重视古人积累下的宝贵遗产，注意从民间或其他朝野人士以及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外侨中收集验方和秘方，吸取各个方面的营养，积累了丰富知识和经验。
据说孙思邈在陕西行医期间，有段时间“医运”十分糟糕。凡是找他看病的人，必死无疑。倒不是说他医技不行，胡乱治病，而是说他看病看得太准了。
一次，他叔叔在家里修房，因临时需要办一些别的事，就从架木板上跳了下来。正好孙思邈过来看见，立即大惊失色，说是他跳架木板时把肠子震断了，无药可治。果然，时间不长，叔叔就气绝身亡。从此，再没人敢找他看病了。
无奈之下，孙思邈就离开陕西，来到河北省姥姥家，想换个环境改变一下“医运”。他舅舅也积极为他出主意想办法，特意找来一种名叫槐楝角的植物果实，熬成汤洗脸变容。本意是改变一下容貌，让外甥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来看病。只要外甥说自己没啥大毛病，“医运”也许就转过来了。
不料，舅舅刚洗罢脸，孙思邈就说：“您中了槐角毒，无药可治了，快准备后事吧。”
当天晚上，舅舅就命赴黄泉。安葬了舅舅，孙思邈更加沮丧，就弄了一辆独轮车，推着老婆往中原方向而来。路上也不敢给人家看病，基本上成了逃荒要饭的。半道上，碰上化装成卦仙的太白金星，便算了一卦。
“卦仙”告诉他，什么时候他老婆的双脚长到八斤半，他的“医运”就转过来了。孙思邈听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坐在地上。你想啊，古时候女人都是三寸金莲，况且脚也不是啥时候想长就啥时候长，哪能长到八斤半呢？
这不就是说俺孙思邈永无出头之日了。唉，那就继续逃荒要饭吧。于是，孙思邈就推着老婆继续往南走。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枯霜专打无名草。过了黄河，到了新密，就下起了连阴雨，路上泥泞不堪，几乎是每走一步，鞋子就要被沾一下。
孙思邈只好让老婆下车步行，在前边拉着车走。走到李堂一棵大荆树下时，老婆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糊满黄泥的双脚，气喘吁吁地说：“我这脚啊，都有八斤半了，我是走不动了。”
这时候，风也停了，雨也住了，二人就坐在树下歇息。正在这时，打西边过来一群抬着棺材出殡的人，棺材缝里还滴着鲜血。从面前过去后，孙思邈对老婆说：“你瞧，这里的人真怪。咱那边是埋死人，这里却是埋活人。”
话音一落，抬棺材的人把棺材往地上一放，就把孙思邈给围住了。一个年轻人质问他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幸灾乐祸说风凉话？孙思邈说：“俺是从河北过来的，是个郎中。死人的血不鲜，棺材里滴出的却是鲜血，说明人还没死，你们就抬出去埋了，不是埋活人是啥？”
人群中有那见多识广者，意识到这个人非比寻常，就劝年轻人求他看看。年轻人说，棺材里是他妻子，生孩子生不下来死了。孙思邈轻轻“哦”了一声，很快明白了，这就叫“抱心生”。
胎儿的小手抓住了母亲心脏，胎儿生不下来，母亲也会因此送命。必须让胎儿把手松开，才能保得母子平安。他从包里摸出一根银针，让人打开棺材，把银针扎在产妇心口处，赶紧让把产妇抬回家去。不一会，产妇就开始动弹，紧接着开始挣扎。
又过了一会，一个白胖小子“呱、呱”坠地了。人们这才恍然大悟：银针扎住了胎儿小手，胎儿才松手出生。一针下去救两命，岂不是神仙下了凡！
立时之间，“李堂有个神医，能把死人救活”的传说，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四面八方。从此，孙思邈还真应了“卦仙”的话：老婆的双脚“长”到了八斤半，“医运”日渐好转。他也在李堂安下家来行医治病，他的精湛医技也一直传到了京城长安。
孙思邈博通经书又精通导引针灸，擅用古方又自创新方，无论自己的或收集的处方，凡经临床验证有效，就收纳到他的书中使其广泛流传。
孙思邈居住京城长安时，有机会参阅皇室的医学藏书及许多医家保存的贵重资料。这些都使他的知识领域更加宽广，学识经验更为丰富，医学理论更趋完善。加之，唐朝长安交通发达，和印度等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较频繁的交流，印度的医药也随着传到我国。孙思邈不以信道教而抱成见，积极地学习并吸收了印度医药医方中的精髓。
鉴于汉晋以后数百年间，医药诸方，部帙浩博，求检至难，他潜心进行整理。从中国有文献记录起，到隋唐期间的有关医学资料，几乎都曾经他之手加工整理，进而汇总成集。
孙思邈凭借着几十年的医学实践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精湛的哲学思想，加上他的智慧和创造能力，经过几十年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千古巨著《千金方》。
他定居北五台山后边治病，边着手撰写《备急千金要方》。至650年，他用十年撰写完成《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用”。
653年，他在《要方》脱稿之后又“研综经文”再读《伤寒杂病论》，着手撰写《翼方》。681年，完成了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充《千金要方》之不足。
数百万言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凝聚了孙思邈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是两部不朽的医学财富，这两部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千金方》对中国的医学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两书集唐代以前的医学大成，被誉为中国初唐前的中医临证百科全书。
因此，它是唐代医学发展高度的标志，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不仅对中国医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对当时朝鲜和日本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四、千古流传的《千金方》四、千古流传的《千金方》两部《千金方》是孙思邈医药学术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医药学术和思想是两部《千金方》的灵魂。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自序中明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取名“千金”。由此可见，他崇尚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的医德精神。他著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医学成为人人掌握的技术，他还希望自己这部书成为“家家自学，人人自晓”的课本，“未可传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为贫苦人着想而求其价廉。他的《千金方》具备简、便、博、廉的特点，是中国现存最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深受国内外医家的重视，手抄传本、私刊本、官刊本在中国和外国历代多有刻印。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此书系参考了大量唐以前医学文献，收载了郭玉、张文仲、范汪等历代名医的理论与经验，结合孙思邈的学术见解而撰写的综合性著作。撰年约七世纪初期，共30卷，分为232门，含方论5300首。
内容主要包括序例、妇人、少小、七窍、诸风、伤寒、脏腑杂病、疔肿痈疽、解毒、备急、食治、养性、平脉、针灸等。卷一为总论，主要论述医生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并阐述了诊断、治疗、处方、用药以及制药服药和药物贮藏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卷二至卷四为妇人方，包括求子、妊娠、分娩、难产到产后各病及妇科各病等，其中有药方540余首。卷五（上、下）为少小婴孺，从新生儿养护到儿科常见病的防治，列方320余首。卷六为七窍，包括眼、鼻、口、舌、唇、齿、喉、耳等疾患，还有面部疾患用药和美容方。
卷七到卷21为内科疾患，先述风毒脚气，次为诸风，伤寒；其后按脏腑分类分别论述诸脏腑生理病理和有关疾患；再后为消渴、淋闭、尿血、水肿。
这些卷提供各类处方2000余首。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和皮肤科病，卷二十四为解毒及杂治，包括瘿瘤及若干肛门和阴部疾患。卷二十五备急。卷二十六食治，卷二十七养性，卷二十八平脉，卷二十九、三十针灸，内容都很丰富。
《备急千金要方》在卷首医学总论中，提倡崇高医德以济世活人为目的。并把“妇人方”列为首位，其次是“少小婴孺”的小儿科，这在中国医学文献中是罕见的。672年《备急千金要方》手稿被日本留学生抄写带回国去。
《千金翼方》简称《千金翼》，共30卷，是孙思邈晚年为补充《千金要方》的不足而续撰的综合性医书，撰年约7世纪中末期，在659年《新修本草》撰成以后。
《千金翼方》含方论2900余首，主要包括：卷一—四为本草，卷一主要节录《新修本草图经》；卷二—三系《新修本草》本文部分，卷五—八妇人（方），卷九—十伤寒，是据《伤寒论》古传本的一种改编，卷十一小儿（方），卷十二养性，卷十三辟谷，卷十四退居，卷十五补益，卷十六—十七中风，卷十八—二十杂病，卷二十一万病，卷二十二飞炼，卷二十三、二十四疮痈，卷二十五色脉，卷二十六—二十八针灸，卷二十九—三十禁经。
其显著特点：卷一至卷四全部以及卷十二、十三、十四的相当部分，深入阐述药学问题；创造性地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研究和运用仲景学说；以大量篇幅论述养生学说和老年医学；更深入地论述了针灸的具体应用，对灸法有更多的探讨。
二十九、三十两卷为“禁经”，唐时太医署设有禁咒科，这部分内容是孙思邈搜集的禁咒之术，孙思邈说“将恐零落，编为两卷”，并说“斯之一法，体是神秘，详其辞采，不近人情”，但有的运用起来，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神鬼迷信之术掺入本书，自然是美玉之瑕，但其中涉及心理疗法，并搜集不少“禁咒”文献，可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
书中对历代医学发展和各时期的医学贡献都有评述，集前医家精华，创新医学各科；从医德、防病、治病，到医学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治疗等，都有系统全面论述；本草针灸卫生养生方面卓越贡献；收录失传古代医籍、记录国外传来的医药知识和民间的土、单、秘、验药方，功不可没。
《千金翼方》的书名，是孙思邈受《易传》的启发而定名，“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沿斯义述此方名矣”。“十翼”即《易传》，“翼”有辅翼之意，从《千金翼方》的内容看，也确有对《备急千金要方》做新的补充。
《千金要方》原本早佚，根据马继兴的研究，北宋以前的早期传本均为手写抄录，早期传本的部分佚文，主要见于唐、宋之际。《外台秘要》共引1578条，《医心方》共引1141条。
宋代民间曾刊行了未经宋臣校改的祖本，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用元版、明版补上所缺10卷，由陆心源皕宋楼收藏。此书一定程度保持了古貌，1907年被日人购去，现存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日本还存有和气嗣成及后裔抄录唐宋之际的《千金要方》并题跋本，后经松本幸彦影摹题跋，由丹波元坚撰序刊行，书名题为《真本千金要方》，但此本只有一卷；1940年张骥氏据1831年丹波赖常手校本，予以集注刊行，书名《唐本千金方第一序例注》。
1066年，北宋校正医书局参考唐以前多种医籍，对《千金要方》重加整理校定后由高保衡、林亿等人撰写序文及凡例并刊刻印行，即北宋治平官版。这种北宋官版早已佚传。
19世纪初日本江户医学馆曾发现宋版《千金要方》一部，丹波元坚等曾据该本的讳字定为北宋本，而马继兴和宫下三郎定为南宋初期官本。
此本约在南宋、元之际传入日本，先后被北条显时和上杉氏所藏，1849年江户医学馆根据此本影摹后刊行，并将缺损的卷四部分据元刻予以补足，这就是影宋刻本。
1878年由中国独山莫氏购回中国予以重印，1908年的《千金要方》石印本及清末磷端堂重印本，均系其派生的衍化产物。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江户医学馆的影宋刻本，用四合一版面影印，1965年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也据此本影印。
1974年日本每日新闻开发公司，更据此本的原大精工影印500部，并附曼殊景嘉氏的《多纪氏本〈千金要方〉据北宋本重校》一书（1册）。宋刊本还有宋代“西蜀经进宫本”。据《经籍访古志》认为尚有北宋元祜刊本及南宋补刻本，尚无确证。
元刊本及其复刊本：现存的元刊《千金要方》在日本有原为多纪聿修堂旧藏，今藏日本宫内厅的一部；又有原为陆心源皕宋楼旧藏，今藏静嘉堂文库的一部。中国北京图书馆藏一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残存2卷。
根据元刊本的复刊本，有明刊本一种，是明初1521年刘洪慎独斋刊本。又有日本刊本二种，1785年京都后藤敏刊本及1799年的重刊本。此外，还有建宁本及豫章本，今均佚，两种刊本均在南宋后至明代以前。
早期道藏本，是唐宋之际，道教徒参考《道藏》中的“探道藏之别录”而作，1066年校正医书局，在《千金要方》序文中言明参考了当时的道藏本；后期道藏本也是现存本，是1449年前后道教徒编的正统本《道藏》，其中继续收入“太平部”，名《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内容基本没变，只是将原书30卷改析为93卷。明代中期以后《千金要方》的30卷本在国内已不多见，刊本主要是以93卷的道藏本为其主要依据。其中有1544年乔世定刊本，1588年祝氏刊本、1604年方中声刊本，1689年张、喻二氏刊本，民国时刊本及1695年日本刊本等。
《千金宝要》是1124年郭思氏选录《千金要方》中的单方，并续附有关验方编成，1124年刻石于华州公署。1443年刘整再次在华州刻石，1455年杨胜贤因刻石在冬天不便拓印，改刻木版8卷印行。此后1516年郭勋及1537年张翰均有木刻本，1572年秦靖王朱敬镕，喜方之简便，药之近易，将此书并为6卷，刻成石碑立于太玄洞前并镂版刊行。这是第三次在耀州刻印。
自此以后，清代至民国间的各种重刊本近十种均系以此为据。《千金方衍义》是1698年张璐根据乔世定刊本重新改编为30卷，并附加详注而成。其后，此书的各种复刊本及钞本十余种，在清代中末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千金要方》的传播。
《唐千金类方》是1908年黄思荣将《千金要方》进行分类改编成《唐千金类方》24卷，附加按语并刊行，也是以道藏本为依据的。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和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孙思邈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3-1046页。
《千金翼方》的版本：早期传本及宋代刊本、宋以后各种复刊本、影刻与影印元刊本。
根据马继兴的研究，早期传本及宋代刊本《千金翼方》撰成后，其早期传本之一曾为唐代的《外台秘要》所引用，共计249条，但《医心方》未引此书。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后，将《千金翼方》进行校定并刊行，其时间约在1066年稍后，这是此书最早的刊本。
元代刊本既知有1307年梅溪书院刊本。明代有正德间（1506—1521年）刊本，万历三十二年王肯堂刊本及华氏刊本。
清代有乾隆十一年丙寅金匮华希闳刊本。1763年保元堂复刻本，1868年扫叶山房刊本，1878上海印日本文政版。1908年与《千金要方》合刊石印本。1912年江文书局本，湖南益元书局刊本，1915年江左书林石印本，1920年中原书局石印本及年代不详的鸿宝书局石印本等。
日本有1770年望月三英刊本（据王肯堂本）及年代未详的一种刊本。
明代，因《千金翼方》的宋刊本早佚，又未被收入《道藏》中，所以元刊本在国内也极罕见。18世纪末，日本聿修堂藏有元梅溪书院本一部，1829年日人据以影刊行世。
1878年中国灵芬阁据日本影刊本重印。1955年及198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日影刊本影印，1965年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即据此影印。至于聿修堂所藏的元刊本，自明治维新后，在19世纪末已下落不详。
据日本医史学家宫下三郎统计，日中两国现存版本即有16种。国内外翻刻出版者，据统计由宋本至今，《备急千金要方》30余次，《千金翼方》约20次，两部《千金方》合刻本6次；另外还有许多评注本、节要本以及某卷的单行本10余种累次出版。一千多年来《千金方》已刻印多次，流传甚广泛，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有所收藏，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孙思邈的著作不仅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在近代都有许多的研究价值。现代人通过研究古方，不仅能一窥古人的治疗方式，也能看到古人对社会的观念，以及各种思想和道德上的发展。可以说，对社会的发展轨迹影响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