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不仅仅汇聚各家之长，又勤恳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在对事物的总结上也是非常优秀。他一直秉持着客观的思维，对不同病理、药方始终采用唯物化，辩证性的方法来进行解读。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
孙思邈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
所谓“导引术”，就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互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是指“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早在原始时代，先民们为了表示欢乐、祝福和庆功，往往学着动物的跳跃姿势和飞翔姿势舞蹈，后来，便逐步发展成为锻炼身体的医疗方法。
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导引”就是保健医疗体操。早在春秋战国时，以呼吸运动为主的“导引”方法已经相当普遍了。《庄子·刻意》曾提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行之士养行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庄子已经认识到以呼吸和模仿动物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人延年益寿。《黄帝内经》更把“导引”与按摩、灸、费、针、药等并列为医疗方法。
孙思邈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
孙思邈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
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
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据记载：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
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孙思邈精于医道，也博通经书，他主张医生学《易》，十分重视《易》对于医药学的作用，这其中的奥妙关系，明代医家张介宾在《类经附翼》一卷“医易”中，作过精辟地论述：“易知，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
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易》概括和总结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包括医学的最一般规律，《易》对于医理有指导作用“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
张介宾所论述的《易》对于医的作用，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而孙思邈的“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的观点，是对《易》与医关系的高度和精辟的总括。
对于医学，孙思邈认为“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千金翼方·序》中他又解释说：“夫医道之为言，实为意也。”孙思邈的“意”很接近《周易》中的“象”和“易”，而“医道”则接近于“易理”。
《周易》与中医等有着类似的对应关系，孙思邈具体地加以运用。对“意”的理解，《千金方》中可以找到佐证。如：“吾门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之于天。”其大意是说，在我们搞医这门行当的人中，对医学理论擅长的人，一定把它用来给人治病；而善于治病的人，也必须依赖这种医学理论。
这句话里，“天”字就相当于“天理”、“医学理论”之类，此与“意”相通，“意”即是“天”、“医道”的客体；“天”、“医道”是“意”的反映，与唯物论的反映论观点相吻合。
孙思邈博览群书，他认为作为大医需读书，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老庄不能认真体运，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达到尽善尽美。孙思邈受八卦启发而妙解“六壬”。《周易》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事物的本源，是观物取象的朴素唯物论观察，又以天地为总纲。
孙思邈把天地阴阳相互关系用之于医学，阴阳是总纲，它类似于天地；表里、寒热、虚实是基本纲领，它类似于“六壬”，为临床诊病提供出基本的依据。他以解《易》的形式解医，试图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找出医学上的六种病变基本因素。
孙思邈提出：“人禀天地而生，故有五脏六腑”，“凡五脏，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以此总而成躯”，“流而为荣卫，张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推此及天地，亦如之故”。
在对照自然界的危诊时，他解释说：“寒暑不时，天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地之痈疽也”，“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治之灾。”至此不难看出，孙思邈在这些地方可谓是妙解了《周易》中朴素唯物论的观念，亦即妙解了八个基本卦。
具体来说，孙思邈认为人与天地山河、日月星辰一样，是客观的存在物，是“常数”，是恒存的，这与东汉时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王充在《论衡·杞义》中相一致，王充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把世界本源视为自然物质体的观点，正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周易》认为事物是运动变化的，变化又可使双方向其对立面转化，根本原因是在其内部，是“阴阳”、“刚柔”和“动静”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立统一具有辩证法思想。孙思邈认为：“人禀天地而生。”即由阴阳两性变化而生，对人生死变化加以朴素唯物论和辩证的解释，与《易·系辞》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
孙思邈唯物辩证地看事物，他认为客体是可转化的，他把《周易》中，对立面双方转化观念运用于医学，这是孙思邈对“变在其中”思想的发挥。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中指出：“凡欲为大医……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焰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
提出医生要学《易》的主张。他所说的《易》，大多是指《易传》，而不是《易经》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从《千金方》中，不难看出《千金方》与《周易》的渊源和影响。
例如：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伤寒例第一”：“论日，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此句《易传》原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孙思邈引用这段话作为自己论述“变化之迹无方”的理论根据。
再如《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药藏第九”：“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此句《易传》原文是“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孙思邈把“大圣之至教”，作为自己论述“可贮药藏，以备不虞”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药藏第九”。思想的立论根据。
又如《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治病略例第三”：“夫天布五行，以植方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易曰，非天下之至赜……”“天下之至赜”一语，《易传》里是：“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迹而不可恶也……”《十三经注疏》“易七·系辞上”。
孙思邈活用转述了《易传》的这一思想，作为自己强调人体脏腑阴阳“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立论根据，并由此得出医生应当下苦工夫钻研医学知识的结论。
除了以《易》作为自己医论的根据和指导思想外，在《千金要方》中，还有些内容是直接以《易经》的卦名来论述医理的，如《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针灸上·用针略例第五”：“凡用针之法，以补泻为先，呼吸应江汉，补泻校升斗。经纬有法则，阴阳不相干，震为阳气始（火生于寅），兑为阴气终（戊为土墓），坎为太玄华（冬至之日夜半一阳爻生），离为太阳精（为中女之象），欲补从卯南（补不足地户至巽为地虚），欲泻从酉北（天门在乾），针入因日明（向寅至午），针出随月光（从申向午，午为日月光之位），如此思五行，气以调荣卫，用以将息之，是日随身宝。”
孙思邈在论述某些医理时，虽无直接引用和转述《易传》原文，却在运用《易传》朴素的辩证思想。如《易传》中提到“象日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其出入以度”，《易传》提出了对立而转化的“度”，孙思邈将此思想运用于分析“养性之术”，针对“十二多”提出“故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道林养性第二”。这和《易传》所提倡“其出入以度”、“过旬灾也”的思想相一致。
《千金翼方》中，孙思邈对《易传》中辩证法有所发挥，如《千金要方》卷十二“养性·养老食疗第四”：“故日安者非安，能安在于虑亡，乐者非乐，能乐在于虑殃。”就是对《易传》中关于“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思想的发扬。
除此之外，《千金翼方》中，还直接引用《易经》乾卦原文，如卷十三“辟谷·服水第六”：“乾元亨利正九种，吾生日月长吾拜，吾复不饥复不渴，赖得水以自活……”这段话中的“乾元亨利”就是《易传》乾卦开首“乾元亨利贞”句的前四个字。
更妙的是，《千金翼方》的书名，也是由《易传》的启发而命名，这在《千金翼方》序中孙思邈交代的十分清楚：“夫易道深矣，孔宣系十翼之辞，玄文奥矣，陆绩增玄翼之说，或沿斯义述此方名矣。”
“十翼”即《易传》。相传是孔子解释《周易》的十篇著作。陆绩，三国郁林太守，通天文、历算，作《浑天图》，注《易》，撰《太玄经注》。“陆绩增玄翼之说”是指陆绩注《易》之事。
孙思邈就是由“十翼”、“玄翼”的启发而命名《千金翼方》的。孙溥泉：“《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见，《周易》思想对孙思邈的影响十分鲜明。七、印度佛教和医学的接受七、印度佛教和医学的接受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传入中国，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唐朝进入鼎盛阶段。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寺院经济力量雄厚，宗派林立，唐朝较有影响的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各派思想均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体系完整，其中禅宗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佛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也最大，佛医学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唐代中医学处在世界医学前列、有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一套理论系统；印度医学也是相当发达的一种医学，在当时，古印度医学与汉族中医学都是先进的医学。
从汉唐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有所往来，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东晋时期僧人法显前往印度各地，还有唐代僧人玄奘前往印度取经等。古印度医学是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学之一，大量佛经包括医学并译成汉文，医学和佛教同时引进到了中国。这些早期的中印文化和贸易交流，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佛学、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僧医治病外，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信佛的医学家接受佛医学的理论，把佛教中四大说、五蕴说、缘起论引入中医理论中，并试图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虽然不太成功，但在中医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成文主编：《中医发展史》，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年，第35页。佛教思想在孙思邈思想中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千金方》中佛教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佛教教义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德方面；二是佛教传入所带来的，以印度医学为主的域外医学，诸如四大说、万物是药、万病丸、医方、养生保健等，佛教起到载体的作用；三是医僧在治疗脚气病等方面的成就。佛教对《千金方》的影响远远不及道教。朱建平：“孙思邈《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第220页。
咒禁是古印度医学中，吠陀医学八支（即八科）中重要的一支，是佛家流派的轨仪之一。魏晋南北朝以来，印度及南亚等地僧人到中国日多，僧人中有善医术者，他们治病多用咒法。咒禁这种形式，在特定情况下有些精神安慰或心理治疗的作用。
孙思邈兼收并蓄，把这以唯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列在《千金翼方》最后二卷，为“禁经”，专门论述咒禁治病祛病的方法，有“禁令家和法”、“唾三十六鬼”、“却鬼咒”等梵家咒语。孙思邈也采用咒禁法来治病。如《千金翼方》“却鬼咒法，咒曰：然摩、然摩，波悉谛苏，若摩竭状暗提，若梦若想、若聪明而解，常用此咒法去之”。（卷十三·服水第六）唐代，咒禁在原有的基础上，被唐太医署列为独立的一科。
佛教教义核心是神不灭论，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反对杀生等。研究佛法与信奉佛教者众多，不仅有中国玄装法师去印度取经，在中国也有来自印度、日本的佛徒，翻译佛经多在此时期。佛教的因果轮回、普度众生、修身养性等思想，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
孙思邈自幼攻读儒家经典又处在佛教兴盛的时代，佛学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博大精深，义理幽玄，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虽然，孙思邈读佛教典籍远不如道家典籍多，但他研究佛学，毫无奇怪。佛教的行善治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思想，贯串在孙思邈医学思想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佛家的各种清规戒律，也是孙思邈的行动指南。大乘佛教主张兼修布施、守戒、忍辱、精进、坐禅、智慧“六度”；“五戒十善”教义不仅求得自我解脱，而且还要“普度众生”。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誓言以及献身精神，对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影响很大，他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专门论述医德，开宗明义地要求医者“必须有救人的心愿”，“凡人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在《翼方·本草下·虫鱼部》有：“鸟兽虫鱼之类皆是生命，是以须药者，皆须访觅先死者，或市中求之。必不可得，自杀生以救己命。若杀之者，非立方之意也，慎之慎之”。
从中可见，孙思邈所定医者做“大医”的标准和“普度众生”的医学思想，只有用佛家观点解释才能更合乎逻辑。
据史料记载，孙思邈唯一的方外之交，就是唐代高僧道宣，他们是忘年之友，两人年龄差距55岁，友情深厚。据《酉阳杂俎》：“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
《宋高僧传》卷十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五有“南山律师道宣”，谓：“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宋高僧传·道宣传》（《大藏经》传记部，清末频伽精舍校刊本）记载，两人过从甚密。
“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道宣，唐高僧，丹徒钱氏子。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居京师西明寺。与处士孙思邈结交。持律坚定，号为南山律。乾封间圆寂。十六岁落发，隋大业中，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唐武德中，充西明寺上座。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寂，寿七十二。
孙思邈隐居终南山，而佛教南山宗创始人道宣，恰好在终南山洋峪口南净业寺宣教。他们“互参宗旨”（《酉阳杂俎》），两人在终南山相识为友，结为“林下之交”，达到“议论终夕”的境界，史书更以“林下之交”来形容，反映出他们纯洁的友谊已达到了娴雅、旷逸与超脱的最高境界。
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就是崇拜佛教的，而小的个人原因又是孙思邈喜好佛典并愿交结名僧，如此说来，受印度佛学和医学影响就是很正常和自然的。
道宣，俗姓钱，润州丹徒人。15岁受业，16岁落发。为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创始人，佛教史学家。他比孙思邈小55岁。
隋大业八年，也就是公元612年，孙思邈71岁时，结识了道宣和尚。那一年，道宣16岁，从智首法师受具戒，初居于终南山白泉寺，此时，孙思邈正隐居终南山，因而相识结友。
《酉阳杂俎》记载：“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乞和尚法力加持。宣公辞曰，贫道持牛冲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从道宣夜荐孙思邈可见他们是非常了解和熟知的。
道宣先于孙思邈被召进京，一度主持长安西明寺。玄奘法师从天竺归来后，奉旨参加玄奘译场（专门翻译玄类常用的佛经机构），参与玄奘法师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负责润文部分。
孙思邈在公元627年进京，居长安光德坊鄱阳公主旧宅，这样一来，两人又在京师相聚，自然，佛学与医学是他们时常研讨的问题，道宣佛学与医学皆精通，孙思邈从高僧道宣律师处接受佛教思想与佛教医学理论。两人一为高僧一为大医，佛学医学相互切磋，无疑，道宣高僧对孙思邈的佛教影响最大。
公元642年道宣又回终南山丰德寺，因道宣常住终南山研究、弘传戒律，世称南山律师。后人奉为南山律宗之祖。唐公元667年孙思邈126岁时，挚友道宣律师圆寂。
鉴真和尚鉴真，扬州人，俗姓淳于。14岁出家，天宝元年应日本邀请，东渡至日本，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台，传授戒法，日本律宗始祖，卒于日本。是他一脉嫡传的弟子。
传承关系是道宣的弟子文纲。文纲，俗姓孔，会稽人。12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25岁开始讲经，30岁登台。弟子有道岸等50余人。——文纲的弟子道岸。道岸，俗姓唐，祖籍颍川人。少年好学，后即出家，拜文纲为师，坚修律义，深入禅慧，时称“大和尚”。——道岸的弟子鉴真，鉴真传承了道宣的禅理真谛。
对于孙思邈两部《千金方》中的佛学思想，干祖望教授对《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有精辟分析。在此转引：《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的“精勤不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思想，就是这个精神。也正是为了这个积极因素的鼓励，孙思邈更奋发图强的学习、读书、行医、著书立说来拯救与普救众生含灵之苦。
“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考“慈悲”为佛教常用术语，意思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喜舍”也是佛家术语，指用钱财或自己身上的活组织来救济他人的灾难，称“喜舍”，又称“净舍”、“净施”。其中“慈悲”一言，人尽皆知，而“喜舍”一词，鲜为人知，今孙思邈信手拿来，可知孙思邈对佛教的研究，已不是一般性的泛泛涉猎而已。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佛学认为凡人做事，必须专心注一境而不散乱其神，然后可以取得准确的认识并作出准确的判断。“安”字，在佛学上的定义是“谓心，期待于某一点而安住于此，确乎不动也”。“定”字，为“定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所以他经常和“禅”联在一起而称为“禅定”。孙思邈的“安神定志”，即佛家的“心一境性”。
“不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的思想。古天竺把人民分为四级，称四姓。所以佛教就提出“四姓平等”的口号。孙思邈的“普同一等”十分符合于“四姓平等”的思想。
“……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畜贱人贵……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考佛教有“五戒”、“八戒”、“十戒”，其中第一戒，就是戒杀生。
“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因果学说，也是佛教中主要理论之一。《观无量寿经》：“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佛门认为“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是为果而预设，果是由因而产生。这种报应，是无法逃避的。孙思邈医著中多处强调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这节文章对因果学说再加肯定。
“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里孙思邈又将佛教的善恶观用以释医患养性之理论，也足以证明佛学对孙思邈疾病预后观之深刻影响。如果仔细玩味推敲两部《千金方》的遣词用语，富有佛学思想者更为多见。
例如：佛教之十戒，一戒杀生，孙思邈强调：“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四戒妄语，孙思邈严厉批判同行“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五戒饮酒，孙思邈更是多处告诫醉酒“酪酥兼陈，看有若无”；六戒涂香饰鬘，孙思邈反对进入富室病患之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七戒不视听歌舞，孙思邈强调好的医生“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九戒非时食，孙思邈引申为“珍羞迭荐，食如无味”；十戒不得捉钱金银财物，孙思邈强调医生“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又如：佛学有五根、六根之说，五根指眼、耳、鼻、舌、身，六根为五根再加意，所谓根者为罪孽之根源，即六种孽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之序例中强调了“六根不具足人”的佛学思想。孙思邈的六根即直接来自佛学思想意念，不具足就是不完全，意指眼、耳、鼻、舌及四肢七窍与精神思维上有缺陷之人。
又如：《千金翼方》的养性篇论及正禅方，指出服用“正禅方”药，“十日觉远智通，初地禅，服二十日到二禅定，百日得三禅定，累一年得四禅定，万相皆见，坏欲界，观境界如视掌中，得见佛性”。按佛教有三界诸天之说，三界即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色界诸天又分为四禅，初禅为大梵天之类，二禅为光音天之类，三禅为遍净天之类，四禅为色窨天之类。考佛学“一心考物为禅，一境静念为定”，故也称之为四禅四定。
孙思邈引用春桑耳、夏桑子、秋桑叶组成之正禅方时，论及服用效果时做了如此之叙述，给予桑耳、桑子、桑叶功效以神奇之夸张，与佛教经典修行目的以紧密联系，意欲说明服桑可使人心境归真返璞，必无邪念。这一论述也可看出孙思邈试将佛教思想与中医学对桑之传统认识紧密结合的意图。
又如：《千金翼方·退居·择地》：“……便可构居，若有人功，可至二十亩。更不得广，广则营为关心，或似产业，尤为烦也。”在字面上看，似乎除了“烦”字之外，未感有佛教气息，但孙思邈此段论述其思想根源在实质上完全是佛门语。
因为，佛家最忌“惑”、“业”，惑中之“贪”，更为严重。孙思邈极力主张不贪不惑。如果对身外物一加关心，已经开始不知不觉中坠入惑壑贪欲谷而不能自拔。因为“心境前境，目为之惑”，如无身外之物，心当然不为之迷了。
孙思邈这节文章，实实在在包含着佛教经典《妙华经》“诸苦所困，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的真谛。《备急千金要方·养性》：“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一行。”“修行”两字，原本指世间人专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意思。
最早见《庄子·大宗师》的“修行无有，而外者形骸”。在此之后，儒家也用，如《淮南子·诠言》“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然而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此即称出家当和尚或比丘为修行了，《晋书·鸠摩罗什传》“为性率达，不拘小节，修行者颇共疑之”可证。
但实际上两种用意均为做好事不做坏事之说。
此外另有一说，即佛门认为从因到果的功德，有“五转”，其“发心”为第一转，第二转即为“修行”。更能说明孙思邈所叙述之“不修一行”与佛学之关系紧密。
孙思邈对于外来事物的接受总结，又进行提炼归纳，他的个人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让我们下回继续，谈谈药王内心深处的观念。
